经济观察报：从瑞安的经验来看，如何处理 “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农协是不是有“官办”之嫌？
　　陈林：“官员办”未必等于“官办”。
　　瑞安农协的改革试验，是根据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在中共瑞安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项工作不仅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还列入了市委的 《重要工作责任制》。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官办”也无不可。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浙江省委周国富副书记的讲话指出，“瑞安农民的探索是伟大的，瑞安有关部门的探索也是伟大的，瑞安市委、市政府的战略眼光和主导有为的作用也是伟大的”。“这是个创新，这是个态势，但这个创新态势不是出自一个人，而是来自集体的，是我们整个党委、政府合力在探索，在创新，也是人民群众在创新”。这也就说明，瑞安的创新来自于“官”与“民”的共同推动，反映了政府与农村社会的共同需要。
　　什么叫“官办”？这种符号化的表述，来自对中国现实体制的缺乏了解。我这样一个副职、特别又是挂职，在地方上不管官帽子和钱袋子，并没有多少人权、财权，主要依靠非正式权威而非行政职位开展工作。而这种非正式权威，来自我个人因素以及“清华博士后”这样的背景，可能还更多一些。我在瑞安，充其量是个具有副市长头衔的志愿者，当然也借用了职位上的便利而已。没有这样一个职位，固然难以成事，有了这个职位更不见得坏事吧。参与农协工作的另外一些干部，有些也更像志愿者，与其本身职权没有太多直接关系。
　　而“官办”又未必等于“政府主导”。由于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政府意图的形成与贯彻往往受到狭隘的部门、地方利益的困扰。所谓政府主导，往往是一句空话，往往沦为“部门主导”。中国几乎所有协会、特别是行业协会，大都是依托某个部门的行政职权和势力范围来办的，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官办”吧。瑞安的情况则是多部门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狭隘的部门利益，可能比一般的“官办”更接近于政府主导，又比一般的“官办”更为农民主体创造了空间。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所推动大合作目前能不能体现农民的主体性？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能否持续下去？你对合作制的前景怎么看？
　　陈林：毋庸讳言，农民主体性问题仍然是瑞安农协目前的软肋。在农协的结构设计中，预留了逐步扩大农民参与的空间。但能否完全落实农民的主体性，还是一个疑问。这个过程会有很多的摩擦和冲突，稍有不慎，可能前功尽弃。
　　农民合作不容易，部门合作更是难。瑞安农协已经打破了中国体制的若干陈规，它能够走多远，目前还很难准确预料。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农协能够大致顺利的进行筹建，这个微妙复杂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一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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