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6日，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出台前，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了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就“‘改革’在十一五规划中如何进行”的问题征询专家意见。
　　就此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会上建议说：“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的难度在加大。‘十一五’时期，必须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大大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随后，温家宝总理也坚定地说：“报告中改革的分量要进一步加强，关于改革的内容不要吝惜笔墨。”
　　在这次会议上，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改革研究的迟福林，为“十一五”期间的改革攻坚提出了诸多建议。迟福林认为，今后几年的改革攻坚，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会更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在增大。由于有关“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这对“十一五”时期的改革攻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迟福林建议将其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一五”规划纲要》中。
　　对于改革将不可避免涉及到的政府转型、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城乡一体化、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问题，迟福林也提出了他的建议。
　　在最终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字眼出现了83次，“体制”字眼出现29处，而后者每一次出现也无一不与“改革”相连。这个政府工作报告，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体现了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重要标志。
　　迟福林自1984年开始从事改革研究，二十多年来的诸多成就——— 十多本中文专著、六十余部主编书籍、四百篇论文、近百份提交高层的政策建议报告——— 没有一项离开过 “改革”二字。
　　作为主要创办者之一，自中改院1991年11月1日成立后，迟福林即担任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主持该院工作。在迟福林的主持下，中改院15年来召开了160余次以改革为主题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影响了众多的高级官员和著名的中外专家学者参加讨论。中改院的研究领域涉及改革发展中诸多重大热点、焦点问题，诸如：“政府改革”、“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基础领域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
　　15年后，中改院的研究力量，目前已经是中国改革研究领域的顶级阵容。这个僻居天涯的小型但又“能量”极大的学术机构，俨然已经是中国改革和转轨研究的重镇和策源地，成为在学术上为推动中国转型提供理论支持的重要力量。
　　作为学者，迟福林本人的学术研究也一向引人注目。他1990年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同年就开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提出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1993年提出劳动力产权理论；1995年提出实现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1995年提出对银行债务进行全面托管，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同年，提出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抑制通货膨胀；1997年提出政府改革的基本目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与政府有效的改革策略；2001年11月提出建立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以及近几年他力推的政府转型、体制转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研究，无一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学以致用方面，他主笔、主持向高层提交的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则被作为重要的参考，得到相关决策部门的高度认可和评价。如“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在制定政策时被大篇幅采纳；“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并专门组织会议研究此建议；“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观点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 《决定》中直接采用；“加快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议成为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参考材料；“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至少30年不变”、“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应当给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和抵押权”等建议，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所参考。这些来自他的政策建议，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他认为，以自己的智慧为社会做实事，这是一个学者最大的成功。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迟福林：我国2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变化是成功推进改革的基本前提。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同28年前相比，目前我国社会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深刻变化，表明28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经济观察报：这两对矛盾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得到解决？
　　迟福林：我认为，面对第一个突出矛盾，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第二个突出矛盾，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这样做，不仅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重大作用，还会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我在2006年2月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曾建议，“十一五”时期的改革，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以大大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体制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为主要任务，以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为基本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经济观察报：谈到公共品、公共服务和分享的问题，那么政府将起到主要作用，政府转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否将越发不容回避？
　　迟福林：最近两年，中央一再强调，“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
　　还是在温家宝总理的那次会上，我谈到，今后几年，要有效地解决社会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政府要扮演好两种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尤其要“合理界定”和“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范围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既然是“公共”、“分享”，那就少不了要提到农村，城乡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你对农村问题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从农村的情况看，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并由此导致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不到保障。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在30%～40%左右。这个比例，已接近拉美国家。
　　缩小城乡差距，不是缩小城乡经济总量的差距，重要的是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的过大差距，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今后，政府应做到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征用土地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今后几年国家资源配置的重点应当放到农村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
　　从广大农民的基本需求和现实情况看，应该加快推进如下改革：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的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保障、救济制度。
　　经济观察报：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差别较大，地方政府也普遍面临更快发展经济的压力，对于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中央和地方怎样才能做到目标一致？
　　迟福林：对这个问题，我提出，要尽快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从“以经济总量为主导”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转变。
　　从总的情况来看，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以经济总量为导向。但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这种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无论是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是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重要的是通过结构性改革，尽快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这既有利于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又有利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更有利于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体制。
　　总的说，目前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对中央强调的扩大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还缺乏充分的估计和深刻的理解，紧迫感不强。
　　因此，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进一步改革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且对于打破GDP政绩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对协调重大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都将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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