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7版
　　改革被部门利益所左右，这是近两年改革备遭诟病的一个方面。很多人认为，发改委作为国务院系统最重要的综合职能部门，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由这样一个职能部门来分管改革，改革政策的出台难免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基于此，2004年以来，高尚全、迟福林、保育钧、刘纪鹏等人提议恢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把改革从发改委独立出去，后者自然不情愿。这又使高尚全有些两面不讨好。一个真正的改革者，恐怕终生都难逃挨骂或是被人误解的宿命。
稳健而温和的改革派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正式发表前的1991年，北京的一些理论家给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人士送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派”的帽子，在最近发生的所谓“第三次大争论”中，又有人把这顶帽子送给了高尚全。有人统计，“资改派”代表人物不仅包括高尚全，还有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维迎等等。但了解高尚全的人知道，这个帽子戴在他头上并不恰当。
　　在理论界中，高算是温和而稳健的改革派，无论左、右，他都反对走极端。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会，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他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8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了3任总理，6次参与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要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话，他可算是“超级主流”，但他绝对算不上“资改派”。
　　2006年中国理论界有一个被诬称为“新西山会议”的事件，而最引起争议的是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的发言。其实，贺教授在许多公开场所都讲过他激进的改革主张，而且，其中主要观点在1980年代曾被许多人公开、广泛的讨论过，可以说并无新意。但这是一个带有官方性质的会议，这个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网络上公布之后，高尚全立即被推到风口浪尖。
　　体改研究会每年的初春时节都在西山杏林山庄召开一次内部会议，讨论宏观形势和今后改革思路。正如高尚全后来在《炎黄春秋》的一篇长文所讲：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改革成就有目共睹，公开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没有说服力。但是，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形成改革的共识。
　　由于组织工作的疏忽，拿到会议速记稿的一位某杂志社记者将原稿传给另外一个媒体的记者朋友，这位记者是乌有之乡网站的拥趸，他很快把速记稿发到这家网站，随后又被转贴在海外华人某网上论坛。一时，海外媒体议论纷纷，国内的告状信接踵而来。最离奇的是乌有之乡网站黎阳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 看“精英”西山会议发言》，该文将杏林山庄会议与国民党西山会议联系在一起，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说“改革精英”的“西山会议”原始记录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始作俑者，其无后。”从会议组织方来说，未加修订、未加发言人同意就将会议记录海内外公开发表是工作中的严重疏漏。作为会议召集人，高尚全深深自责，几个晚上通宵失眠。
　　在这个会议上，高尚全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改革阻力很大，对改革的非议也很多，建议中央领导出来表态。凑巧的是，隔了一天，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可以称得上2006年中国改革的最强音。
政府改革，再难也要改
近几年，高尚全投入了极大精力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他提出“政府改革”，与他前些年发展“民本经济”的主张一脉相承，甚至是一枚硬币之两面。政府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民本经济的发展，发展民本经济必然要求政府改革；民本经济搞上去了，政府改革也就有了条件，政府改革必须顺应民本经济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动者、设计者，现在，改了一圈，改回来，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高尚全认为，所谓入世，主要是政府要入世。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阻力都是来自于政府转型的滞后。政府改革已成为改革的焦点。
　　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十一五”期间的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是低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猜想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项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高尚全也仔细掂量过改革的难度。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能掐痛吗？掐痛了会不会松手？
　　政府自我革命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再难也要改。在论述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时，高尚全用了 “越位”、“缺位”两个词。“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担当投资主体，干预微观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不够，责任意识不强。“越位”的要“让位”，“缺位”的要“补位”。政府改革的复杂道理，他用了三个词就说清了。
　　除此之外，这两年他一直致力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工作。高尚全有一个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会上，能把自己近年来的某些观点吸收进大会报告或决议中。
　　其实，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过辉煌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他与刘国光、吴敬琏、杨启先等人是这个“突破”过程的参与者、亲历者；
　　1986年，他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 《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人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4年，他和研究会同仁提出“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这个观点被吸收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当然，也有没被接受的建议。譬如他建议，党的全会作出决定前，可以先建立网站，发布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广泛征求意见。
　　在经济学家中，高尚全是个不善演说的人。但他非常讲究表达的准确和深入浅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 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
　　——— 在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 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定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简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编入中学课本。而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28年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