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我有时私下觉得自己对生活‘不忠’，一般来说一个人应该有一种生活，我却有多重的生活。对于我的考古学家朋友来说，我的形象就是牛仔裤、旧靴子，跑上跑下地拍照，在西藏浑身脏兮兮地骑在马背上；我芝加哥的朋友眼里的我一身西装，坐在车里，一个标准的生意人样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此外还有建筑、艺术、科学……我睡觉的时候会忍不住笑出来，生活太有意思了。”对ThomasPritzker来说，当两个世界跨界的时候就更加有趣——— 他四川大学的同事看到他在芝加哥的办公室时那种“啊，天哪”的表情，或者酒店里的员工对这个老板各种古怪身份一一暴露时的吃惊反应。但是Tom并不是个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他是环球凯悦集团的主席，来自芝加哥最显赫的家族，他们经营着柏悦（ParkHyatt）、君悦（GrandHyatt）和凯悦（HyattRe－gency）三个大品牌；生意之外，Pritzk－er家族在70年代设立的建筑奖已经成为建筑界的诺贝尔；Tom自己创建的精神疾病研究机构（Pritzker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ResearchConsortium）也已经有了7年的历史；他在四川大学里的历史教授身份虽然没能把他长时间地留在中国，却让他成了中、西学者交流的推动者。在流行 “跨界”的时代，ThomasPritzker用他生意人的头脑和学者的眼光同时在几个领域里把事情做得清晰、漂亮。
科学
　　Tom在21岁的时候遇到时代华纳的创始人，他说年轻人我给一个建议吧：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每天一进办公室，把脚往桌子上一架，开始做白日梦；第二种人一进门就开始埋头工作，从来不让自己有做梦的空闲；第三种人架起脚做上20分钟梦，开始干活。要做第三种人啊，那种把伟大的想法变成伟大的现实的人。直到今天，这都是他判断和行动的依据。“不能任各种想法流逝，实现它！”
　　他手头上正在一步步实现的事就是研究精神疾病的科研项目，Tom的一个亲戚死于自杀，令他对这个领域一直保持着关注和兴趣，并从1996年起开始了具体的工作。他说世界上20％的人在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如果能帮到他们，意义非凡。他对这个项目倾注的精力和热情也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开几张支票，而是“发明”了一个新办法，把做生意的方法用到科学研究里去，“首先我们拿出了一笔钱用于这个事业，然后就去认识这些研究人员。我跟他们呆了一段时间，然后说如果我拿更多的钱进来，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以一个团队的方式工作。因为从我做生意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力量一定会大于‘我’的力量。”这意味着，任何个人的科研成果都归属团队，由此产生的利益也由整个团队分享，内部网络提供研究人员间随时交流的渠道——— 每个人的工作进度在团队内部都是公开的。Tom每年请项目之外的专家来做学术上的评审，“他们都说研究部分做得很出色，而组织方式真是闻所未闻，这些研究人员忠于这个小组甚至胜过他们所在的大学。”他说他在科学和生意间搭了一座桥梁，而科学本身也完全可以成为一门好生意。他精细地调配着时间、钱、经验、责任感，让事情合理和有益。
建筑
　　“我觉得伟大的建筑师必须既有想像力，又有实现各种细节的能力。”Pritzker建筑奖是Pritzker家族设立，保持了完全的独立性，除了评审委员会的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涉评奖结果。即便如此，Tom还是觉得这个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好风景。
　　1977年的某一天，Hyatt酒店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没有工作，却带来一个主意：诺贝尔奖只覆盖了某些领域，还有大把的重要领域缺少一个奖项，你们能不能出钱设立一个奖，我们可以选出一个有意思的领域。他们几乎立刻选定了建筑，Hyatt一开始就和建筑有着紧密的关系——— Hyatt起家时是建在机场边上的汽车旅馆，那时波音747飞机刚投入使用，乘飞机旅行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在1967年买下了第一座属于自己的建筑物，它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Hyatt的标志，酒店亲眼见证了一个建筑是怎么鼓舞士气的，员工高高兴兴地在被称作“JesusChrist”的大楼里进出，因为每个人看到它时都难免如此感慨。
　　Pritzker建筑奖得奖的名单上可以看到诸如安藤忠雄、库哈斯、贝聿铭、扎哈·哈迪德这些响亮的名字。今年是这个奖的30周年，他们选择世界各地建筑上非常独特的地点举行活动，其中一处是日本奈良的东大寺，Tom说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寺庙还是第一次举行非宗教类的活动，“全木制的结构，非常漂亮的花园，那是日本八九世纪时宗教的中心。”他倾心于那些伟大的建筑，也相信，好的建筑能激发人的情绪和灵感。有一年他几乎生拉硬拽地把几个孩子拖出派对，带他们到西班牙毕尔巴鄂去看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到了之后他们激动极了，在博物馆上下里外地跑，同时用手拂过墙壁，好像醉了一样，我又一次看到了伟大的建筑的魔力。我觉得弗兰克脑子里出现的东西就是魔法。”但他又强调说自己的任何好恶都不会影响到评审委员会，“那都是些非常聪明和有学问的人”。不过他的支票却可以让整个委员会有机会每年集体考察一次，比如整个南美大陆。他说现在“世界主要城市”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的未来可能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