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宦海风波险恶难测，官员有时会面临坚守“原则”与如何“自保”的矛盾。有人为了“原则”而未能“自保”，更多的人则为“自保”而不顾“原则”，只有少数人才能既坚持“基本原则”，即自己的基本政治信念、观点而又能“自保”。在新旧两种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维新运动中，李鸿章就面临着这种严峻冲突。
甲午战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一直投闲散置直到1896年10月24日才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也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从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到被视为只是“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这时，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但作为多年身居高位、深谙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维新运动又不能不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因此小心翼翼，力避卷入朝廷政争之中；而且，他与支持维新运动的重臣翁同騄之间又积怨多年，甲午战后他声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同时又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昌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虽然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却又难忘与翁同騄的恩怨，尤其难忘甲午战后“帝党”官员对自己的强烈抨击，一直伺机报复。因此又暗中让人上疏抨弹“帝党”中坚文廷式。慈禧见此疏后，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叙用。因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最忠于光绪的官员，慈禧意在打击帝党，削弱光绪力量。李鸿章一方面支持维新派，一方面又为“泄私愤”打击维新的重要“后台”帝党，从大处讲，足见政治斗争中政治见解与个人利益、恩怨的复杂纠葛，从小处而言，足见李鸿章其人的复杂性。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了光绪皇帝。1898年1月24日，翁同騄、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上是暗中支持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在退下时途遇李鸿章，李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提醒康留神。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 “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就任的。丁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对他说：有人说你为是康党。李鸿章却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只能“默然”。李鸿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为他了解慈禧最关心的其实并非“法”变不变，而是她的权力是否受到挑战；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对“变法”的观点，而是其是否参与光绪、帝党、维新派的实际政治活动。所以他强调“废立之事，臣不与闻”，表明不参与宫廷政争，不参与朝廷的“家务事”，若勉强翻译成现代话语，就是他十分明白 “思想错误”、“政治错误”与“组织错误”间的重要区别。
就在政变发生几天之后，李鸿章奉慈禧之命宴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及随员大岗，席间李鸿章在回应大岗时说：“洵如君言，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惟据目下观之，了无异能耳。”此话值得注意的是，李认为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现在能力、阅历还不够。从后来梁启超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可看出此点。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
同情维新，但首先自保，这是李鸿章在戊戌风云中的立场。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宫廷政争中，能自保但又不失基本原则，凸显出他圆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生存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