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杨
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yfhou@fudan.edu.cn
敦煌莫高窟前面有一条党河，河的对岸有一片稀疏的塔林，那是僧人或道士的墓塔，其中一座比它身后的众多墓塔更高大，位置也最显著，外来的游客第一眼就不会错过。塔背后刻有墓志铭，近前一看，原来是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的墓塔。现在王道士也有了不大不小的名气，因为他发现了敦煌文书，这一重大的发现后来轰动了世界。但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于他将这些珍贵文书中的大部分而且是精品卖给了外国探险家，当然这是个恶名。
王道士的墓志铭是弟子撰写的，因此多有溢美之词，但其中也不乏客观的记述。根据这篇墓志铭，王道士因为饥荒离开家乡湖北麻城流浪，一路上历经磨难，遂即有了出家的想法，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随后他又流浪到了敦煌，在参观莫高窟后，感叹这里就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于是修建了太清宫在此定居。此时的莫高窟已经荒废了700年，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建筑更是残破不堪。虽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对佛教同样热诚，他决定化缘募捐修复。在生命余下的30多年中，他将各个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补葺，修复残破的塑像和壁画，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等建筑，可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复的面貌。修复莫高窟是王道士的毕生事业，为此总共花费了他20多万两白银。作为曾经一贫如洗的流浪汉，这些白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热诚一点一滴募捐来的。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几乎”一词，是因为修复莫高窟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冲刷被流沙掩埋的一个三层洞窟，流沙冲刷后洞窟的壁裂开了一个孔，里面隐隐有光线，原来墙壁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洞窟，里面堆满了密藏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权时期（相当于五代和北宋前期）的文物，据后人判断，应该因战乱而有意密藏的。虽然是文盲，但作为一名虔诚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对佛经自然十分敬重，他同时意识到这些文书并不是属于他个人，因此立即、多次上书官府，但官府以经费不足推诿；绝望之余，他甚至直接上书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但同样石沉大海。当时官府正忙着筹措几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哪有功夫理会偏僻之地的一个道士和一堆文书？
就这样7年过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杰出的探险家，他立即明白了这些文书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但王道士是这些文书的虔诚保卫者，单纯用金钱无法达到目的。斯坦因聪明地称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历经艰险来中国取经。王道士被感动了，任斯坦因挑选了24箱文书、绘画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带回了大英博物馆。王道士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两白银，他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而只是这位西方玄奘的捐献，他需要这些白银来从事他的修复莫高窟的伟大事业。同样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上演，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玄奘”们来了，相继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书，留下为数甚微的“捐献”。当敦煌文书在世界引起了轰动时，一向注重世界影响的政府终于觉醒了，下令将剩下的文书运往首都。但这时文书已经被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的各级官员或明或暗地盗窃、毁坏殆尽（将完整的经卷剪切成数卷以便盗窃）。几年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莫高窟，王道士痛心地提到了官员们的盗窃和毁坏，后悔当年应该将所有的文书让斯坦因带到国外，这样至少可以让它们完整、完好地保存。
敦煌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悲剧。敦煌文书从此散失于世界各地，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更大的悲剧并不是敦煌文书的散失，而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莫高窟本身的价值，王道士仅以个人之力募集巨款，花费30余年的时间修复莫高窟，可谓鞠躬尽瘁。而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宗教热诚，他出卖文书也是这个目的。他没有贪财，没有赢利，与同时代的官吏们相比，他算是一个高尚无私、充满理想的人。他清理了各个洞窟的流沙，发现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绘画和塑像有些残缺、损毁，于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现在我们可以在莫高窟发现的大量晚清时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业绩。但是，王道士是一个文盲，而且是一个有着低劣艺术品味的文盲，而且同时期敦煌的工匠们早已失去了他们前辈的艺术品味和技术，他们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传说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画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拙劣刺目；他们甚至把唐代塑像涂抹上了大红大绿的色块，我们只能在没有被祸及的部分才发现原来的色彩是多么幽雅怡人。
尽管人们认为王道士破坏了已经留存千年的珍贵艺术，但他至死都认为自己毕生奉献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的伟大事业，越勤奋努力其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义同道们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