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滢
　　在“无用”设计师马可的背后，是她的搭档和伴侣毛继鸿。90年代中期，他们一起创立的“例外”在国内已经拓展到近60家店铺。2007年他们又一同来到巴黎，带来了“无用”，这一年，由毛继鸿担任制片人，邀请贾樟柯拍摄的纪录片《无用》也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地平线单元最佳纪录片。
访谈
　　叶滢：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去巴黎时装周的？
　　毛继鸿：2003年就申请过，但是当时时机不是特别成熟。我们一直想超出“例外”再做一个新的东西。“例外”是面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的、市场化的品牌，并不是马可个人完整的思想表现。
　　对于时装设计师来说，进入时装周是设计师最大的梦想。我们其实申请了3年，3年后，“法中联合会”成立，加上法国高级时装公会觉得应该吸收中国设计师进入时装周，他们也接受了我们。
　　巴黎时装周一直没有中国人的声音，中国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来表达？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创作跟人的关系？中国当代设计师思考的是什么？
　　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抛开商业的形式，决定以当代艺术家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无用”产生到这次发布，对我们认同的审美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诠释，并没有用一种传统的服装系统来说话。戈巴克（法国高级时装公会主席）谈到，马可已经跨越了服装领域，她所涉及到的是艺术和文化的领域，已经超过一个服装品或者流行趋势所带来的影响。
　　在“无用”的展示现场有一块幕布，观众进来以后，幕布落下，大家都要下到体育场里面去 （现场是一个中学的室内体育场），你必须下到篮球场里面去才能看到，这也打破了时装秀的传统形式——模特在上面走，观众在下面看。模特变成了雕塑的形式，他们是抽离于整个地面的，是站在上面的发光体。一个现场观众说，“当幕布落下来的时候，也砸碎了所有人的面具。”因为看秀有一个排位系统，当幕布落下的时候，所有人都得下去，就回到了一个平等的状态，它打破了时装业原来传统的等级观念。
　　“无用”是很古典主义美学的，其实它回到了原来对美、对生命和生活的表达。你从取名就可以看到有点老庄的味道。当然我们也没有用非常沉重的民族哲学来解释，用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哲学，是马可到田间考察的过程给她的触动。她住在农民家里，跟着他们去学织布。她说，“我现在的作息时间完全是农民的作息时间。早上6点钟就起来，晚上8点钟就睡觉，天黑就睡觉，我终于知道‘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她完全融入到这样的生活里去了，融入到那些绣花、织布啊，那些传统的民间手艺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了。
　　叶滢：马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个系列的作品的？
　　毛继鸿：她是从05年的下半年开始的，她其实在准备筹备这个 “无用”的发布用了将近1年半到2年的时间。
　　就“无用”来讲只有二三十个人，只有马可一个设计师，然后再带上几个纸样、工作人员。但是通过这一两年时间的摸索，虽然我们的力量很编幼小，但是迸发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其实做的多大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高度和密度。
　　其实你仔细去看她的东西，她把很多价值观颠倒了。有一次她在创作的过程中打电话给我，她痛苦到哭了。她说，我手上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不敢下刀，我下刀就变成了 “例外”。她甚至要忘记我。我的出现就使她联想到“例外”。我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面不能和她打电话，不能和她发任何信息，那段时间，她基本把“例外”的信息都屏蔽掉了。
　　叶滢：她要脱离那个系统。
　　毛继鸿：我们取了很多名字，她问我哪个好，我说“无用”很多人会反感。她就说你反对的就是我坚持的，后来我也慢慢理解了、接受了。她知道我就是这个系统的代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扭着来的。她拿我当反面教材。我有时候很气愤，但是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客观的看待她——她变得更平静，包容了，更沉着了。
　　叶滢：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东西还是小枝桠，可是现有的系统已经枝繁叶茂了。
　　毛继鸿：其实有点可悲的是，日本的3位大师慢慢的进入了西方的时装系统之后，就成为了他们系统的一部分，那个革命性就没有了，最后还是被这个系统同化掉了。
　　我们在做“无用”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我们不做订做。我们只是说，你认为哪个东西好，你感动了，你可以买回去。你穿也好、放在那里也好、当做艺术品收藏也好，那是你的事情。我们只是做创作的前部分，之后你再创作也好，那是用你的生活，你的经历。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交货，完成一个绣片就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要等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如果你接受，我就接你这个单子，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态度。
　　叶滢： “无用”出来之后，它要成长，那么它的成长期是什么样的?
　　毛继鸿：就是自然啊。我们的态度是有感而发，而不是要赶某个点去怎么样，一定要有触动我自身的感受才可以。
　　叶滢：你们没有按照时装周一年两季的节奏走。
　　毛继鸿：其实我非常感谢戈巴克主席，我们都在打破规则，他邀请你，就是要你去做一件革命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