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滢
　　如果说，2006年谢锋第一次在巴黎时装周上做秀是中国设计师进入国际时装周的前奏，那么2007年无疑是中国设计师在国际时装周上整体亮相的一年。这一年中，谢锋继续在巴黎时装周展示了他的两季时装 JefenByFrankie；在米兰，设计师郭培带来了她的礼服；纽约时装周上出现了男装品牌“卡宾”。此前，设计师刘桓、王巍都曾在伦敦时装周上发布过自己的作品。至此，纽约、伦敦、巴黎、米兰四大时装周上都出现了中国设计师的身影，其中，尤以马可在巴黎时装周展示的“无用”引发了更多的话题。
文化交流还是时装工业？
　　在巴黎时装周的日程表上，从高级时装 （HauteCouture）、高级成衣(Ready-to-wear)到男装(Men’sFash－ion)，时间依次排开，每年两季的展示吸引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时装媒体和买家观看，现在进入巴黎时装周的两位中国设计师，均出现在巴黎高级时装公会公布的高级成衣时装周的时间表上。
　　很长时间以来，电视广告上某个品牌以“入主巴黎卢浮宫”的中国男装进行推广，这个含混的广告语给人带来品牌与巴黎时装周有关联的印象，而此品牌的确曾在巴黎卢浮宫出现过，但那只是中法文化年期间与其他几个品牌举行的联合发布，属于文化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对于进入时装周的品牌来说，一般需要一年两季稳定地出现在时装周的官方安排上，才能称为进入了巴黎时装周。进入时装周的品牌各自举办独立的时装秀，邀请媒体和买家来观看，也不会举办“联合发布”。
　　时装周对于设计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YuniyaKawamura所著的《巴黎时装的日本革命》（《TheJapaneseRevolutioninParisFashion》）中，她引用了一位业内人士的观点——
　　“时装秀对于设计师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展示你的百分之百天才的地方。巴黎高级成衣系列在接受外国设计师和法国设计师上是最为国际化的……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你希望出现在巴黎，这里也充满竞争，因为每个人都选择到这儿。米兰和伦敦相比起来，要更为封闭，那些外国设计师往往被视为宾客，东京在地理上对于非日本籍的设计师来说，则太远了。”
　　另一位专业人士则认为——
　　“对于那些想在法国或者专业领域内成为设计师的人来说，做一场时装秀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没有办法去大量生产你的服装，你仍然必须每一季带来一场秀，即使你没有出现在官方的名单上，你也要加入时装周，这是你成为被官方认可的设计师和被全世界了解的途径。”
　　对于全长8天，不断收到新设计师申请的高级成衣时装周来说，需要控制品牌的质量和数量，而怎样才能核定一位设计师进入时装周的资格呢？
　　法国时装公会中国总监赵倩说：“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在第一次邀请的时候，硬性的指标没有太多，是综合的一个考虑，没有说你的营业额一定要达到多少。而且，各个国家的国情也不同，所以这个指标是相对感性的。这个指标里面就包括了他的设计理念和他的思想。”
　　巴黎时装周是所有时装周中时间最长、场次最多的一个。短短8天时间，要做100多场秀，每一小时一场。刚进入时装周官方日程表的设计师往往会被排在较前的位置，这时有些媒体还没有来得及从上一个城市的时装周赶过来。有些被排在大牌子中间的时装秀，可能也会被媒体忽略掉，在不同秀场之间来去的媒体和买手在时装周中奔波已经非常疲惫，有时不得不跳过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场次。
　　对于新入场的设计师来说，时装周是最直接的考验，赵倩说：“一般刚邀请来的设计师我们都会安排在时装周的第一天，而且是最前面的秀。时装周都是从周日开始，时装周的顺序是纽约、伦敦、米兰、巴黎。记者一直在赶场，从纽约开始，赶场的过程中，很多人在周日是赶不到的，所以，一般第一天记者最少，刚开始的设计师不可能进入到中间的好的场次去，都在开场，第一天第一场。因此，你得到的媒体和买手的关注也不会太多，有的秀在早上10点钟，甚至是8点就开始了。”——考验的结果是残酷的——“你如果一个季不行的话，本来看到的人就不多，那么下一季你就出局，把你的位置让给其他人。”
规则和机会
　　在日本接受时装教育，在日本的NICOLE时装公司和巴黎的KENZO都有过工作经历的谢锋2006年开始在巴黎时装周每季展示JefenbyFrankie新的时装系列。这个可以称得上时装界海归的设计师不断提到 “国际规则”，他认为，90年代之后，时装界已经进入资本经营的时代，全球性的品牌垄断从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市场空间内获得主流消费者的认同非常艰难。
　　希望在主流商业空间中快速成长的Jefen(吉芬)，在设计风格上采用了大量的国际流行元素，淡化设计的“中国”身份。与意大利时装面料公司索必迪的合作，保证了吉芬的面料质量，而谢锋在日资时装公司的设计和管理经验，也让这个品牌的工艺和经营在起步之初就颇具水准。
　　谢锋认为，中国的设计师与70、80年代出现的日本、比利时设计师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往往会出现风格前卫的设计师群体，这与他们相对较小的国家面积和相似的时装教育都有关，而中国设计师的出现会比较像美国的状况，即在商业成功的基础上出现较为混杂的风格，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设计师的风格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很难出现70、80年代日本那样整齐的设计师群体。
　　谢锋按照目前国际时装工业的惯例，邀请了英国BAZZAR的时装编辑作为品牌的造型师（Stylist），聘请了专门的公关来进行品牌推广，与时装媒体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谢锋的时间表上，2010年是一个关键时刻，他认为，这是中国设计师有机会进入国际时装主流品牌之列的最后机会。2008年前后，由中国经济和北京奥运在西方引发的“中国热”也使中国设计师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在此期间找到位置的中国设计师会在国内外得到更为长远稳定的发展。这股“中国热”甚至也影响了谢锋的设计，2006年初次出现在巴黎时装周上中国印迹并不明显的设计师，在2008春夏系列中，以风筝为灵感，推出了名为“翔”的时装系列，在这个系列中，设计师运用的中国元素和运动元素显然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关，身在时装流行体系中的设计师也寄望在全球性的 “中国热”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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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者“无用”
　　马可从海拔4000多米的四川康定自治州给毛继鸿打来电话，她和摄影师一行到当地拍摄新的时装专辑，此行并没有带任何专业的模特，而是准备寻找当地的原住民作为拍摄对象。马可的高原反应强烈，而工作情绪执着专注，在非正常环境下用非常规的方式作业，是马可的固执，也是她的幸运。
　　2007年2月25日，马可在巴黎展示了“无用”的“土地”系列。这个系列从制作工艺到展示方式都一反时装工业的常态，即使被安排在高级成衣时装周，也很难被时装工业高级成衣的标准所定义。
　　高级成衣采用专业模特，邀请时尚媒体和买手到秀场观看，这是时装周大多数设计师通常采用的模式。而“无用”在巴黎的展示，却是邀请普通人来做模特儿，你甚至不能称他们为模特儿，因为他们并没有标准的模特身材，或者称他们为“着装者”更合适。“无用”没有选择模特走秀的方式进行展示，这些着装者素然列于现场，姿势各异，在灯光下宛若雕塑。你可以说这是一场时装展，也可以说这是一场雕塑展或者装置展，或者是一出戏剧的开幕。马可在回答现场记者的提问时说，我觉得我在设计这些服装的时候，像是在画画。
　　谁坐在第一排？时装周上的座次一直都是时装界权力的象征，曾经有品牌因为座位安排不当引发时装媒体抵制的故事发生。而在“无用”的展示中，座次的排序系统因为现场展示的开放性而被彻底打破。
　　现场展示的服装并不在流行体系之内，它们的细节不会大量出现在时装预测机构的手册中，而通常在高级成衣时装周中出现的时装大多会出现在下一季潮流中，“无用”更像是单件的艺术品，如果你希望收藏，大概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等待，因为一件绣片的手工需要相当的时间完成。马可不准备为顾客提供定制服务，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完成设计和工艺，希望拥有这些衣服的人，可以拿这些服装做展示或者收藏，当然，也可以尝试穿着。
　　在国内已有近60家专卖店的“例外”服饰是“无用”到巴黎的后盾，创业10年的“例外”是以知性风格在小众市场赢得稳定消费群的佼佼者。在马可的身后，是例外公司的董事长毛继鸿，毛继鸿曾在北京服装学院学习时装设计，与马可相遇建立例外品牌后，他开始专事公司管理和市场拓展，马可则专心设计，两人的搭档默契稳定。1994年，马可曾以“秦俑”获得过第二届“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的金奖。在“例外”的设计工作之外，她也尝试过艺术化的设计，比如为歌手朱哲琴的演唱会设计的演出服装就颇得称誉。参加过海外博物馆的时装展和建筑设计展的马可，时常出现在时装和艺术的边缘地带。在时装工业系统尚没有完全建立的国内，时装生态虽则混乱，但也为年轻的设计师提供了未可知的开阔地带和想象空间，让他们为之探索和冒险，没有体制和观念束缚的本土设计师，一边进行经验和市场的积累，同时也不愿放弃跨界和越界的探险。在专业化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凭茁壮天性顽强生长出来的本土设计师，所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在于，他们一方面希望建立更为规范理性的工作体系，另一方面却不愿臣服于全球化时装工业的风格定式。
　　2005年初，马可开始潜心更为个人化的创作，她到农村居住，和当地人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琢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观察农人的生活起居，在田野调查式的工作中，与常规的时装工业系统渐行渐远。有一段时间，甚至与她的拍档毛继鸿中断联络，她对毛继鸿说，我要和你保持距离，你就是那个“体系”的象征，两个人还在电话里发生争执。马可不断地反对毛继鸿的看法，因为，作为“时尚”、“工业”和“体制”代表的毛继鸿，正是马可希望以“手工”和“个性”和“艺术”来反对的。在以往间或的艺术化创作中并未完全施展开的马可，两年来在深入的田野工作和与毛继鸿的对峙和反问中，创作不断成熟强健起来。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时装设计师通常的作业方式，马可几乎是以女性的孕育过程来做她的衣服。
　　2007年秋天的08巴黎春夏时装周上，马可并没有做新的展示，一年两次的常规频率也被“无用”打破。她从巴黎回来之后，接着去了西藏采风，最近和摄影师一起去高原拍摄时装专辑，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行走，但这个节奏现在也被求新求变的巴黎时装周接受，当马可孕育出新的作品时，她依然可以再回时装周。
　　“我觉得手工的东西传递的是一种情感，一针一线所包涵的感情的投入和工业的流水线的作业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贾樟柯拍摄的这部纪录片《无用》的开始，马可出现在她的工作室里，传统的织布机在她的身后劳作。在珠三角最繁忙的服装生产线之外，马可的设计师身份已经渐渐模糊，她以做艺术品的方式出现在时装体系中，“无用”的出现已经越出了巴黎时装周的既定规则，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毛继鸿作为运营者的大胆和创作者马可的率性，传统规则的新生挑战者，与日本和比利时的激进时装前辈有某种意识上的亲缘关系，又带着某种朴拙天然的东方气质，有自成脉络的气象，有评论者说在马可的设计中看到了道家的无为。
　　作为制片人，毛继鸿邀请导演贾樟柯拍摄纪录片《无用》，影片的视线所及，从广东的时装工厂转到巴黎的时装展示，又回到贾樟柯的家乡山西临汾，全球化的时装工业在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制造业工厂，这里也是时装业增长最旺盛的市场，在庞大的工业流水线旁，全世界听得清马可轻言细语的手工梦想吗？
　　2007年2月25日“无用”的时装静态展示结束之后，这些服装随即被移入巴黎的JOYCE进行展览。马可在展览现场的地上铺上厚厚的泥土，临走时，在土里随手洒上了一些种子。一个月之后，贾樟柯从其他城市返回巴黎，又去看了马可的衣服，他打电话给毛继鸿说，马可种的那些种子都发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