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顾准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被撤职的，事前毫无预兆。
　　从1951年12月开始，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的起因有两个，一是中央对党内腐败的警惕，二是为了增加税收，支援朝鲜战事。
　　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作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8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 “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随后被调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
　　据吴敬琏的回忆，在这期间，顾准“从早到晚都钻在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过去的三年里，他通读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苏联理论家们的计划经济理论、黑格尔以及凯恩斯的著作，此外还读完了《中古世界史》、《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浩大而孤独的阅读经验，让他变成了一个独立而尖锐的思想家。他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模式，渐渐形成了体系式的看法。在1955年12月的日记中，他如此评论“一五”计划：“工业建设，必须使用现代技术，迎头赶上。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输入的计划工作，输入的工业化方案，这不只是经济建设上的教条主义，也不是从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东西。”这样的言论，在当年无疑是大逆不道。就在这时，顾准开始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与顾准达到了同样思想高度的另外一个学者，是他的江苏老乡孙冶方。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1949年当过上海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与顾准有过同事的经历。1954年赴京升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接着又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所长。正是在这一时期，两位老友又相聚在一起。
　　有一次，顾准翻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一段引文，与孙冶方进行讨论，这段文字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更重要。”
　　对这段文字的再三推研，让两人的思想打开了一扇危险的窗口。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中发表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 《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可容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一些发展，然后慢慢改造它们？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适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样性的需要？第三，怎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首先用于什么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等人还不敢像顾、孙那样的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只有顾准和孙冶方超出同时代的所有人，他们因此成为了异端。也正因此，在很多年后，他们被并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在《试论》一文中，顾准更是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他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须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他像先知一样地对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计划经济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很多年后仍能抚摸到其思想的灼热。
　　到1964年，随着“三年灾害”时期的结束，中国理论界又出现过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孙冶方和顾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受难者。
　　当时打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1900－1976，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19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后被罢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 “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的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他日后回忆说：“我一直认为，在物价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价格往往背离价值，不利于调节各类产品的按比例发展，达到供求平衡。我主张必须对物价进行调整。”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订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 《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划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经济学家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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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矛盾在《红旗》杂志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被点名务必参会的孙冶方坐在一角，实在按捺不住，他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苏南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 “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因此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卓元、桂世镛等人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庇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在日记中，他很内疚地写道：“我更进一步猜测，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哪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觉得很对不起他。”顾准的爱妻汪璧为了替五个子女着想，提出与他离婚，她在给顾准弟弟陈敏之的信中说：“只要顾准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复婚。”可惜，她与顾准都没有等到那一天。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关于价值规律的思潮，是197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它很轻易地被击溃了。而随后展开的批斗，事实上也成为即将拉开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