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难民第二代的身份,从小影响着龙应台,跟她写作的观察力更是直接相关,“因为你永远是那个站在边缘看主流的人。”十年前,她就想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样一本书。“在这十年之中,父亲过世,母亲现在常常不认得我是谁,使得我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人总是到了四十岁后才开始去想,你父母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他们也曾十九岁。所以基本上是想要对整个父执辈这一代的人,以及他们那一代的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现摘录该书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一路溃败后撤,十月十一日,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退入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当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残军,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集中营里的人们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一九五三年三万残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 “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穈采访 “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他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军队、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 《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本文由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授权登载,刊发时有删节及零星用语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