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舒芜走了。铺着黄花的灵床上，他面色苍白，头发花白，头略微左倾，睡着了似的安然。
　　告别仪式很简单，亲友、同事、媒体各方面来了百十人。大家三鞠躬，绕遗体一圈，礼毕。
　　“胡风分子”一个没来。
　　这是在意料中的。经过新中国最大一桩文人冤狱的摧折，罹难者死的死，老的老，何况还有不原谅、不释然者在。
　　晚年聂绀弩洒脱，能与舒芜谈谈古典文学；牛汉看得深远，不主张单单揪住一个舒芜而放过了那个高压时代；更多的“胡风分子”则是不联系、不接触、不原谅。记得几年前，贾植芳的弟子、某教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又推理又考据，只为证明贾植芳根本不愿见舒芜。好像舒芜还有反驳的文章。其实，见又如何？原谅又如何？在舒芜这一边，都是免不了的尴尬。
　　晚年舒芜一直处于尴尬的景况中。一方面才华横溢，不断著书立说，惹人喝彩；一方面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后记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所谓“胡风集团”，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然而，不敢怀疑。怀疑心情刚有一点曲折流露的《说“难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察，抓出来给以打击，这就严厉地警告了我：对这个定案不容许有一点怀疑。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段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忏悔录。
　　2006年，舒芜将他写给胡风的145封信自加注释全部交 《新文学史料》发表。随后，胡风的女儿给我电话，要求将胡风写给舒芜的111封信也发表出来，以提供“对照阅读，希望能有助于对一些有疑义的问题和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早在1998年，针对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公开的部分书信，胡风亲属也曾将111封书信中的38封交《新文学史料》发表过。回顾历史当然越全面越好，虽然有重复，我们还是全部刊登了胡风致舒芜的信。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那种针对性。
　　阅读两人全部256封往来书信，令我真是感慨。那时他们都年轻，胡风四十出头，比舒芜年长一些。书信中的胡风如父如兄如导师，从生活到著述，真如舒芜所说的 “挈我掖我教我望我”；而舒芜对胡风，是仰望、信任、依赖、听从，情绪低落时的倾诉简直就是在“撒娇”了。这样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甜蜜”而又深厚的关系，要有怎样强大的外力和经过怎样曲折百转的内心斗争才能使之断裂、扭曲、离叛？当舒芜受命注释这些信、把它们变成一场大冤狱的导火索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在上引一段文字中，他只说到“不敢怀疑”、“不容怀疑”，然后呢？舒芜生前没有提及。
　　后来，在2007年，舒芜又将他1952年9月7日至12月16日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期间的日记抄交给《新文学史料》发表。在这份史料中可以感觉到，虽然此时胡风问题还在“讨论”阶段，但已然山雨欲来，暮云四合。舒芜的角色是被从广西招来受教育的，是林默涵等瓦解、争取的对象。找谈话，拿周总理的信给他看，听座谈会上胡风的辩解和人们对胡风的批判——舒芜整理了林默涵、冯雪峰、何其芳、胡绳、邵荃麟、阳翰笙、张天翼、田间、艾青等发言以及周扬做的结论，所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组成意识形态巨大阵仗，压向胡风。
　　陪绑性质的舒芜自然领略到这一种威压，并在半个世纪后将这威压传递给我们来感知，让我们惊悸之余，既庆幸自己，又悲悯那些前辈：上世纪中国实在是太动荡了，他们的一生真的是一场冒险啊！
　　不知道为什么舒芜晚年选了周作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几天看他写于90年代初的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常常佩服到叹气。太有才了！周作人岂是容易懂的？舒芜却条分缕析地把他研究透了。他有“抚哭叛徒的吊客”的情怀，自信能够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怒火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让一切功绩和成就无意义地成为悲剧的殉葬品，留下来参加新生的过程。”当舒芜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是否也隐隐存了一份盼望，寄予未来的研究舒芜的人们呢？
　　（作者系《新文学史料》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