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组
　　一家跨国公司宣布自己可能会退出中国市场，这家公司又恰好是谷歌，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当在情理之中。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全世界最大、最具想象空间的市场和全世界最伟大、最有创新力的公司。
　　谷歌，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无数标志性事件的创造者和如今互联网公司的代表。它在2004年的上市标志着全球互联网业开始从互联网泡沫中康复，它代表的搜索引擎取代雅虎代表的门户网站和eBay、亚马逊代表的电子商务，成为互联网创新的新的水龙头，从其中奔涌出无数的想象力和财富。收购YouTube和在云计算上的探索让它维持着创新的领先地位。它也是当今世界最年轻的伟大公司，信奉以创新改变世界和“不作恶”的商业道德观。它是无数商业书籍的主题。
　　中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金砖四国中最耀眼的明星。从1978年开始，这个国家就一直维持着两位数和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率。它成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新的经济增长神话。它的经济增长大规模地降低了世界上的贫困人口数量。有别于西方的政治模式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存于这样一个国家，使得中国模式或者中国共识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始自2008年末的全球经济萧条更让中国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和某种程度上的希望。对于很多跨国公司来说，它们在这个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几乎同样多。所以并不奇怪，如何在中国经商和生存成为无数畅销书的主题。
　　尽管在过去数十年中，跨国公司（及它们所代表的西方）和中国在不断适应着彼此的行为规则，但规则碰撞的事例在不断发生，也在所难免。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全世界最大的B2B购物网站，同样也是互联网明星的易趣公司如何兵败中国。毫无疑问，易趣的竞争对手淘宝网更加懂得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因为它是由一位中国互联网明星创立的。再比如，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新闻集团，如何在中国处处碰壁。再比如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摩根士丹利在和中国建设银行合作投行中金公司时如何感到不适。甚至谷歌此前在中国的经历也可以作为例子，它在中国本土的竞争对手百度，不断宣称自己更懂中文。
　　实际上，这是一种双向的碰撞或者说——一个相互适应和逐渐靠拢的过程。相比于跨国公司，中国学习西方商业规则的时间要更长。现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毫无例外也需要经历种种的碰撞。这些基于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这种碰撞最终成就为被更普遍认同的新的商业理念和商业规则。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看谷歌在中国的经历。中国拥有着不同于谷歌创立和崛起的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投射在经济上的商业规则。最直接和最简单的一点就是，不同于在美国，谷歌不可能不面对更多的管制和监察；谷歌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或许并非如它所想象的那般文质彬彬，双方对规则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在这一点上，当谷歌选择进入中国市场时应早已想到。
　　因此，如今所发生的规则的碰撞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不可解决。
　　谷歌和中国都生存在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接受着很多共同的规则。它们都会将谈判或者商议这种现代文明的标志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谈判和商议的主题是解决双方对规则的异议。基于此，我们仍然相信，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商和沟通，各自所持的对规则的异议，可以进一步调和。
　　从马嘎尔尼勋爵拜访中国开始，中国和西方都在互相向对方的规则靠拢。这种靠拢成就了今日的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也让世界包括跨国公司在中国有所收获，并且更加理解中国。中国需要谷歌这样全世界最明亮、最具创新力的公司，谷歌也需要中国这样快速增长的市场。我们期待着看到双方的耐心、互相的学习和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