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时，世界舆论对中国是依赖中国，吹捧中国，而气候谈判之后，则开始迁怒中国，妒忌中国，中国崛起过程遇到的种种压力给中国的谈判策略与外交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孙哲
　　2010年年底，全球气候谈判移师美洲，墨西哥城将接棒哥本哈根，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金融危机之时，世界舆论对中国是依赖中国，吹捧中国，而气候谈判之后，则开始迁怒中国，妒忌中国，中国崛起过程遇到的种种压力给中国的谈判策略与外交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
　　虽然按照 《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中国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是会谈结束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与学者依然将矛头指向中国，认为是中国并没有承担起应尽的责任，造成了哥本哈根的不成功。
　　去年12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经表示，“很大程度上，基础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没有准备好让自己的国家利益冒任何风险，让一个国际协议限制他们的发展权，这不是为了达成协议应有的态度。”
　　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以及现时的最大碳排放国，中美两国在气候谈判当中的关系互动值得关注。两国之间既要明确责任划分，又要合作。如果处理不好这层关系，全球的矛盾将集中在中美两国身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认为，气候变化峰会上的一大考验就是中美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现在由于中美的合作出现了裂痕，给美欧之间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
　　而另一方面，关键时刻，中国还应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更加紧密的合作。
　　“我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可能有一些太乐观了，从而过于将中美双边的东西带进了多边。”袁鹏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则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的一大策略上的失误就在于有些单打独斗，同第三世界，同新兴大国，同小岛国的协作有些弱，并没有发出一个整齐的声音。
　　“这次峰会上，西方很成功地将中国从发展中国家阵营中剥离出来了，只与美国进行谈判，这样风险就加大了，下一步，如何保持与利益相关各方的协调与合作，将撕裂的板块重新整合起来，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王说。
　　“在墨西哥，我们应该还是明确地给自己一个定位，不要太超前地亮底牌，同时，要继续有一个建设性的姿态，不能因为西方的指责而放弃了政策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