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金融危机第一波的冲击已经逐步过去，经济逐步在恢复，我想这个环境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特别复杂的，而且目前国际大环境对中国经济而言，也许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国民共进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主要想谈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的规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壮大，根据我自己初步的估算，经过2009年的“保增长”的政策调整，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09年年底，已经进入到了“5万亿美元俱乐部”，而日本由于在2009年是负增长，所以其GDP总额，按照过去一年日元兑美元的评价汇率计算，是4.93万亿美元，而我们是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2009年年末，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这件事是我在2009年年初就预测到的，属于意料之中。但这个事情本身，一定会引起国际上一系列的猜想、讨论。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的压力，一定比之前大很多。
具体说来，在危机之后，三件大事对我们形成了严峻的挑战。第一，未来三到五年，国际上货币条件将是非常宽松的，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国际货币的政策非常有可能持续宽松，因此会造成国际上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压力。第二个，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体现为针对中国的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政策讨论，这场政策讨论的矛头指向中国，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顺差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一。这个形势下，德国、日本等国过去作为贸易出口大国承受的压力，转到了中国身上。20国集团在去年9月的匹兹堡会议中达成基本共识，就是要各国政府共同关注全球经济再平衡，这场讨论很可能就会演变为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在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背后是，我们更需要关注西方人的思想的转变，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全球化。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开始反思，开始意识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收益，对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带来当初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这个话并不是我讲的，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原话。所以我们要关注他们的观念变化。
第三个严峻的挑战，就是绿色环保主义抬头。绿色环保主义要求全球减碳，全球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场运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各界人士已经认定了，人类活动就是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各国必须要减少碳排放，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减排。需要提醒的是，2010年与1992年的情况完全不同，1992年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现在的1/5，甚至1/6，现在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已是世界上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沿用1994年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发达国家的矛头直指中国，这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个问题一旦处理不好，我们会成为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所指责的对象。
总之，这个挑战非常严峻，当然如果处理得好也会转换成机遇。在我看来，我们现在讨论“国民”共进这个话题是再恰当不过了。如果这个国民共进问题处理得好，民营经济和国营经济共进，我们的内需、增长模式转变会更加顺利。
我想“国民”共进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三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已有的已经非常大的国有企业如何经过深化改革，经过深入的国有企业改革，逐步走入与民营资本、民营企业共同发展、共同合作的模式。现在中国国有经济的规模已经比危机前壮大很多，所以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必须要改革，而且从中国的财政来看，我们也必须逐步减持一部分国有资产，以实现平衡，支持整体经济结构的调整。
第二层次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已经成长起来的，虽然规模不是很大的民营企业，他们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恐怕在十几年前并不突出，因为那时候民营企业规模很小，现在已经有了很大一批规模相当大的，但是无法与国有企业相竞争的的民营企业。这部分民营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就需要给它们腾出更多的空间。在这个方面，主要是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在一些重点行业，是不是应该对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放开，打破垄断，给已经建立起的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第二，在资源的开发方面，对于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恐怕也要放开。
第三层次的问题，就是对于想创业、正在创业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年轻人，如何创造更好的投资的空间、创业的空间，包括大学生创业的硬件和软件的环境。在这些方面，我们大有可为，希望金融机构、各种大企业，也希望各级政府部门在这些方面探索新机制，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允许民营企业、民营资本进入；二是给予已经建立起来的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成长空间；三是为小创业者提供环境、政策上的支持。我相信，做好这三件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重新看到一轮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将更加坚实，国家竞争力也将更加坚实。到那时应对国际复杂环境，我们也将更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