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进"与"退"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公平性问题。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交易公平性，如果两个交易主体地位不公平，身份不对等，一定是强买强卖，如果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交易，更会是强买强卖的结果。
　　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要解决人的平等和社会地位问题，恰恰是改革给了我们生存的基本条件，但我们还要继续探讨市场交易各方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例如，城乡土地的差别决定了其价格上的差别，农民与城市居民地位不平等，国家可以征用农村土地，这就使农村居民在交易中得不到平等对待。城乡居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还表现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等方面。只要"农民工"这个词在中国所有媒体上都消灭了以后，社会公平才能真正实现。
　　毛泽东时代应该是国有企业最强大的时代，因为没有其他企业，如果最强大的国有企业都不能把社会主义变成让人吃饱饭的社会，说明国有企业的存在价值有疑问。凡是企业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国有企业为了保证国家安全，比如财政命脉、经济命脉，要承担亏损的责任，比如在粮食不足的时候买粮补充市场。这两个责任由一个国资委管，怎么管的好呢？一个机构怎么能像孙悟空一样，既能管好亏损也能管好盈利呢？所以国企与民企的待遇也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公平体现在企业的福利分配、工资待遇、企业年金、住房、劳保、环保、规模差别等各个方面，造成市场中的不公平。而行为不公平一定造成结果不公平。如果社会交易各方市场地位不公平，我们不能想象市场规则还会继续存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一定是地位平等。
　　举个例子，当中国政府提出削减碳排放目标的时候，或者要求某各地区必须同比下降排放量的时候，使用的是数量型的行政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各地的情况不同，有的地方有能源，有的地方有替代能源，有地方没有合理的替代能源。但如果让所有人都减，有的人吃得消，有的吃不消。大国有企业可以不计成本和代价，只要完成了命令指标，其领导人就可以升官了。而中小企业不能完成指标，结果他不得不退出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的资源能源和条件都不一样，不可能用同一个方法。但是总量控制的碳交易，可以让企业在排放上加大投入，并通过排放转换出来的收入减少投入或成本。这样企业就有了转让和环保的动力，也有了资金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又如农村土地问题。这几年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扩大，很大一个原因是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不能实现增值。城市里的破平房，即使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也会随着周围的房价而升值，但是在征收农民土地的时候，政府从来没有多给过一分钱。所以说，这些问题导致了土地矛盾，我们应该向农民提供高价补偿。
　　我觉得核心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中交易各方的地位平等化，如果不能实现平等化，就一定意味着对一些人财产权利、交易权利的一种掠夺，或者使一些人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比如国家对农村的征地问题。如果中国的法律能实现农民选举权、生命权利和补偿权利平等，也就一定能以法律、制度改革实现所有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地位与权利平衡。这是我们未来改革的再出发起点，如果这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仍然难以拥有好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