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再小修小补”
　　经济观察报：上海新一轮户籍改革已实施近一年，很多人以“破冰”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其意义，你如何看待？
　　王桂新：我不看好。去年搞的所谓“新一轮户籍改革”，可转户籍的居住证根本不包括主要面向农民工的临时居住证，所以这一改革对数百万农民工毫无意义。
　　就人才居住证来看，目前上海共有27万人申办了这类居住证，其中证满7年的约有3000人，而最后符合条件首批转户籍的只有29人。你看这些数据，这次“破冰”式户籍改革新政有多大意义？
　　我个人的看法，对这些人一开始就应该给他们户籍，根本不需要用“居住证”折腾他们7年。所以我说实施居住证的意义不大。如果再考虑这项新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的成本，只能说它弊大于利。
　　经济观察报：上海官方对此户籍改革特点的概括是，由指标管理改为条件管理。
　　王桂新：用词不重要，关键是内容是什么，如何执行。可目前并没有数据说明这一改革使更多的符合某种条件的人口可以入迁上海，相反看起来对人口入迁的控制却像越来越严。这次新政的内容，条件非常苛刻，因此说所谓“由指标管理改为条件管理”不过是变了个说法而已。
　　我认为现在谈户籍制度改革，不能再小修小补、玩文字游戏，一定要横下一条心，从根本上对现有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特大城市创新不足与户籍保护有关”
　　经济观察报：对一个城市，例如上海而言，如果不改革现有户籍政策会有什么后果？
　　王桂新：毫无疑问后果会很严重。对上海而言，不改革现有户籍制度虽然可以维持一时的社会稳定，但从长远发展来看至少有两大问题：一是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活力。一般来说，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城市以外的“外力”推动。所以城市要发展就要保持开放性，保持与外界的流动性。上海历史上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是推动上海发展的基本动力。长期以来，上海、北京等一些特大城市，创新不足，发展乏力，未能很好地发挥一个大城市应有的作用，与其长期在户籍制度保护下形成的封闭、退化的人口有密切关系。
　　二是影响城市的社会稳定。虽然受户籍制度制约农村人口入迁城市，但得不到户籍的农村人口或农民工仍大量集聚到城市，像上海已集聚了六七百万农民工。这是城市化客观规律对现有户籍制度这一落后制度制约结果的矫正。如此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生活、工作，而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基本权益，由此造成了贫富两极化及低层居民的贫困化。这使现行户籍制度下享受不同权益的城乡两大人口集团的生存空间，已由分居城乡变为共居一城，社会更加不稳定。
“东京人口密度是上海的2倍，
　　还鼓励人口入迁”
　　经济观察报：户籍制度改革主要难在哪里？
　　王桂新：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是不同利益集团利益再分配的改革。本来，所有公民都应享受同样的基本权益，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我们的户籍制度却不仅使它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还成为一个极难解决的 “堡垒性”问题。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改革的权力又都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里。
　　经济观察报：以种种理由拒绝或拖延对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王桂新：根本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一些。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一个是怕难。因为现有户籍制度的改革，牵涉面太广，各种问题积压成山，改一点而动全身。
　　二是怕乱。现有户籍制度的长期实施，已造成城乡两大人口集团的两极分化和日愈激化的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担心一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会导致已经十分激化的社会矛盾骤然爆发。
　　另外，政府管理能力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使政府管理者不懂市场经济规律，不懂城市发展的科学，不懂怎样经营城市、发展城市，片面地把人多当作负担和问题，不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发城市空间，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容量和竞争力。
　　东京人口密度几乎是上海的2倍，收入、环境等各个方面都远优于上海，而且人家现在还在鼓励外来人口入迁，谋求增大人口规模。这一点，值得我国一些大城市政府管理者借鉴。
　　经济观察报：对户籍政策的收紧，一个比较流行的理由是，既然这里的门槛高，那为什么不去别的城市？
　　王桂新：就这种说法本身很难说它对错，如果在一个完善、成熟的市场体制下，这句话我是赞同的。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一般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当然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你在权衡了利弊后，如果觉得净收益大，你就来。一旦人来得过多了，边际收益下降，甚至使成本大于收益，这时人们自然会离开，去留应该是市场调节下的个人选择。
　　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市场被扭曲了，不公平是人为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