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高博雅
　　怨声载道，却不愿离开。
　　对于在华的跨国公司，中国，变得让他们愈来愈垂涎欲滴，但是生存在这里又没有以前那么舒服。
　　这种微妙的变化标志着中国正在开启利用外资的新时代……
从天堂到人间
　　杨大昕很喜欢别人问他在3M公司工作了多长时间。
　　22年，这比3M进入中国的时间只短了4年。3M于1984年在上海注册成立，是中国内地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已经是3M中国政府事务部总监的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历历在目。
　　杨大昕说：“那时候的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比日本还要开放，日本刚开放时，必须是合资的，也就是日本企业要占到50%的股份。而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允许外商独资了。”
　　3M选择落地上海是听取了当时中国外经贸部的建议，开始做的三大业务是交通安全、通讯和电力产品的附件。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的目标很明确，先要改善交通、通讯、能源，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搞好，所以公司选择了这三项业务作为重点。
　　当时，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热情度很高，税收上“两免三减”政策，还有土地上的优惠。
　　“开放在早期贯彻得还是蛮有力度的，这与当时中国急于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心态有关。”杨大昕说。
　　22年的时间，杨大昕经历了从天堂坠落人间的过程。
　　尤其最近的两三年，杨大昕明显感觉出了中国对外资态度的转变。这一次并非情绪上的，也并非讨论式的，而更像是一种大势所趋。
　　地方政策的改变，让杨大昕感觉出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了。
　　他举了个例子，以前如果想投资，比如建个生产基地，这种事情是很好谈的，现在就没那么容易了。比如说总共5000万美金的投资规模，可能要五年来完成，那么公司可能会先用一半租地，剩下的一半等市场发展了，再继续完成项目，这段时间租金是照付的。“我们在上海的最早的生产基地就是这么做的，一期、二期、三期，总共分了三期。”杨大昕说。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投资可以，现在用多大的地就租给你多大，剩下的就等用的时候再说。在杨大昕看来，这样对于企业来说就很麻烦，但是现在先租着，租金照给的方式已经不行了。
　　杨大昕的另一大感受就是地方政府对自己的热情度明显在降低。
　　以前听说你要来投资，他们会说：“好啊，好啊，要什么样的地，什么条件，都很容易。”可以说是 “创造一切条件把你拉过来”；现在不同了，会先问你要投的是什么产品，如果不是高新科技产品，人家都不考虑。然后给你个价格，愿意租就租，不愿意就算了。
　　如果说上面的转变只是让杨大昕失去了优越感，那么有些变化则让他的心理开始失衡，不仅没有了“超国民待遇”，还被摆在了不利竞争的位置。
　　近两年，外资企业心存不满，一直力争游说中国政府的主要有两个具体的政策。
　　第一个是去年国家下发的自主创新产品的认定，它要求专利权拥有人必须在中国；这个品牌的持有人以及它的原创地也必须在中国。
　　“为什么专利持有人在中国这么重要呢？这个规定对跨国公司来说很难做到，因为很难将所有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分散管理，那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专利管理和保护体系，这个成本太大了。”杨大昕分析在当今这个商业环境下这件事情的可操作性非常低。
　　虽然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叫停，但是接下来会怎么实施还不是很清楚。
　　另一个大家意见都比较大的就是《政府采购协定》的实施条例，其中有本国产品这个要求，这个规定的目的不让政府购买国外的奢侈品，我们认为这并不能使经济效率变得更高；还有一条是规定：“如果符合自主创新就……”我们认为政府采购中不应该有任何的制定，如果想提高门槛可以做一些技术参数的制定；最后就是信息公开的透明度，这个应该是强制性的。
　　杨大昕说，这些具体的不满，并没有让3M公司在中国的战略有大的调整。但是一些个别项目，在经过比较之后，会在选择上有所改变。
　　投资中国市场
　　2010年7月，在家享受了近一年退休生活的程美玮重出江湖，出任西门子东北亚区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在此之前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6年，从通用电气到福特，带领这两个公司不断向前走。
　　西门子请出程美玮与目前中国的环境有关。
　　程美玮说，首先自己是一张华人面孔，西门子公司是在告诉大家跨国公司不是外国公司，而是全球公司，它的高层不一定是外国人。
　　其次，程美玮是一个很懂得弹性空间的人，接受采访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词。
　　“中国30年的变化是个奇迹，这是不可否认的。政策的变化是必然的，我经历的16年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有对你有利的也有对你不利的。”程美玮将这种变化看做很自然的事情。
　　他说：“这个市场是灵活的，对机会的反应速度一定要快。我会让总部去了解，每个市场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好的管理者就是要带领大家去适应这种不一样。”
　　投资一个市场就应该是长期的，看的不是1年、5年、10年，“要像巴菲特投资股票一样来投资市场。我始终认为，假如我们的产品面向中国的需求，并且达到了这个需求，回报是必然的。”程美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