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斯
　　上周，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关于中国宏观税负偏低的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这几年，官方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发布类似观点，民间的反应也是出奇的一致，几乎各方面都认为中国的税负是偏高的。
　　官方认为中国的税负不高，也不是空口无凭。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将中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例等同于宏观税负，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的宏观税负只有15.6%，即使加上社保基金也只有19.39%。
　　这样的税负当然不高，甚至是偏低的。不过报告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的政府收入是有“特色”的。大部分国家的税收收入基本等同于政府收入，但在中国除了税收收入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行政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让、国有企业红利和社保基金等。在很多地方市县，税收收入只占当地财政收入的一半，而这个财政收入中还不包括土地出让收入，但土地收入在很多地方是被当做“第二财政”的。
　　所以拿税收收入来证明中国宏观税负不高，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这次贾康所长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认为中国的政府收入应包括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根据这一口径，2007年中国的税负为2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还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
　　不过IMF不会了解到，2007年中国收入可观的土地出让收入没有纳入政府性基金，很多非税收入还游离于公共财政预算。即便到今天仍有几千亿的非税收入没有纳入预算。
　　在这方面，非官方学者计算的数值大不一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按照已有的数据做了测算，2000年中国宏观税负就达到22.43%，2006年为34.8%。同一年，美国的宏观税负是28%，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由30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简称OECD）国家平均水平为30.5%。
　　我们也可以简单测算一下。以2009年为例，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68477亿元，根据人保部的公开数据，2009年社保基金收入为16116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988.7亿，政府性基金收入18335亿 （包括土地出让收入14000亿），还有一部分预算外的非税收入，全国人大要求在2011年全部纳入预算。
　　按照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计算，这部分非税收入也有几千亿。加总下来，政府收入在11万亿元左右，2009年GDP为340507亿元，那么宏观税负应为32%。
　　这种计算方法并不精确，但至少经得起推敲。这和我们的实际感受是一致的。拿个人所得税来说吧，5%到40%的税率本身就不低，何况中国人在教育、疾病、赡养和住房贷款等方面的支出并不从税前扣除。这些生活支出都在交税。一些差旅补贴和交通补助也要算收入交税。而在很多国家，赡养支出是要在税前从家庭收入中扣除的。
　　个人如此，企业也不轻松。一位税务系统人士说，他们曾经测算，一个生产型企业的税收占其利润的30%到40%。但很多企业认为税要多于利润。比如格力电器自1996年上市以来，缴税123亿元，利润99亿元。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企业抱怨，社保缴费都由企业和个人承担，负担实在太重，这个成本占工资的42%。
　　实际上，税负高低不是实质性问题。即便中国的宏观税负在30%以上，也不是最高，欧洲一些国家宏观税负接近50%，但为何中国民众税负疼痛感如此强烈呢？
　　我们认为，疼痛来自于这些收上去的收入没有很好地用于民众身上，没有给更多的人安全感和保障，所以即便交10块钱的税都觉得疼，都觉得不值得。
　　这种个人感受也同样有数据佐证。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曾经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做过测算，结论是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1.2%。由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出版的《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卫生投入绝对额逐年增多，但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的比重却在下降。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GDP的比重也在过去15年一直呈下降趋势。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同样是这三项开支，总额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中国的钱都花在哪里了呢？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
　　与其辩白税负不高，不如着手完善税制，比如说对个人所得税实行抵扣更合理的综合税制；不如想办法提高财政的公共性，各政府部门多控制一下自己花钱的冲动，把更多的钱花在纳税人身上；不如把财政的账本弄得更加好懂，每一分钱都让纳税人看个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