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妍
　　妇产科医生安娜在塞拉利昂的新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清早，看着当地的护士小姐带领着全病房家属和能走路的病人在病房里载歌载舞一番，然后逐一检查住在病房里的三十二个病人，把能出院的病人都送出院，好继续接治刚刚从手术台下来的病患。
　　塞拉利昂的西面是大西洋，东邻几内亚，南面则与利比亚接壤。连年的战乱里，这个西非小国的国内经济几度崩溃，粮食无法自给，疟疾、伤寒、霍乱横行，并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前，来自北京的安娜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家庭生活平静幸福。
　　几近焦土的塞拉里昂尚未在安娜眼前铺展开来，她便在2011年4月到达之时开始了救援行动。支援地点在博城的医院，而总有一些从遥远地方来的产妇求诊——或者称她们为“病人”更加准确。“这些病人在家里呆几天，路上再走几天，到达医院的时候不是过晚，就是非常晚。”安娜说，“几乎没有病人是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刻来医院的，他们等了又等，觉得实在没有希望，或者人真的快不行了的时候才想起来往医院送。所以，我们永远见到的是出血出到休克的病人，生了好几天生不下来宝宝的病人，而且陪着来的永远都是娘家人，孕妇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之类。”因为在塞拉利昂，男人可以想娶多少个老婆就娶多少个，老婆怀孕了就打发到娘家去，生完孩子，再带回来。
　　因为婴儿的夭折率接近五成，所以在当地的社会文化里，做女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能生孩子，越多越好。如果一个姑娘知道自己不能生育，她会被整个社会抛弃，有时她甚至宁愿选择死亡。所以，安娜所救援的病人，大多因多次怀孕、妊娠，又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而落下严重的病根，宫外孕、先兆子痫、严重感染、产前产后出血……有一位三十岁的病人，十四次怀孕，生了十二个孩子，最后一次妊娠的时候，子宫大出血，根本无法收缩，只有切除。而她的家属还在恳求安娜，一定要保留病人的子宫，因为她还要继续生下去。
　　在深夜里进行紧急剖腹产，巨大压力之下，安娜甚至下意识地向护士说起中文。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医生，安娜很难说服家属这是在子宫与性命取舍，她坦言自己无数次因为试图挽救一个年轻母亲的性命而悲伤，“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失去母亲几乎就意味着没有人能照顾孩子，而这些没有母亲的孩子，极有可能活不到成年，”安娜说，“五个小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到五岁。每周，我都要面对一个几乎跟我一样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年轻的母亲死亡，最年轻的只有十七岁。而我十七岁的时候，正在上高二，忙着对付考试，抽空偷偷摸摸谈恋爱。”
　　同为妇产科医生并且是内地首位参加无国界医生救援的屠静医生四年前在利比亚支援时，就已有与安娜几乎相同的遭遇。当地刚出生的孩子都是按“星期几”取名，如果孩子生下来一星期之后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不怕劳累，怕的是无能为力。”屠静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她在离开利比亚之前，因工作伙伴结束任务撤离，她曾独自支撑了一个月，一人做了六十多例剖腹产，甚至在值班时“在前半夜被叫醒，都是幸福的”，因为如果是后半夜被叫醒，只能熬通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