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越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当下最难过的“坎”就是维稳。年关将至，维稳形势更呈复杂化，尤以最近发生的“乌坎事件”最为典型。相较于往年，今年的群体性社会事件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多发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我们称之为“先发地区陷阱”。
　　“先发地区陷阱”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直接的利益诉求。与之前欠发达地区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不同，今年的群体性事件多与利益诉求相关，不是缘于土地占用、拆迁，就是与环境污染相关，8月份大连市民的抗议以及最近广东汕头海门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担心投资项目造成环境污染所致。因为土地引发的官民对立更是屡见不鲜，去年的温州“钱云会事件”和当下的“乌坎事件”就是例证。而11月以来广东、上海发生的多起企业职工“罢工潮”，又与劳动报酬相关。
　　2008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先发地区的GDP增速均进入“落后生”序列，远远低于中西部地区。而“先发地区陷阱”最直接的诱因就是经济增速的下滑，让原本被掩盖的社会矛盾显性化。这些社会矛盾不是先发地区所独有，比如环境污染、土地占用以及劳资纠纷等矛盾，在欠发达地区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为什么恰恰是“先发地区的陷阱”呢？
　　因为无论是先发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对上述矛盾的解决只是“一招鲜”——“派糖”，即用经济的手段辅以行政的手段予以抚平。环境污染了，没关系，用就业来换；工资低了，没关系，涨点；土地被占用了，没关系，补偿点。而且这种“派糖”方式并不是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市场定价的方式来解决，没有利益博弈，没有谈判，只是政府为平息争议的施舍性举措。这种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确为和谐社会作出了的贡献，但也积累下了巨大的、难以化解的矛盾。一旦民众需要更多的“糖”——从生存模式转为幸福模式（欠发达地区还处于生存模式），而政府手中可支配“糖”不多了，之前被掩盖的矛盾就爆发了。
　　经济学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模式下，就衍化为“先发地区陷阱”，后者比前者更为棘手。当下的表现，就是发达地区的以利益诉求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
　　而地方官员的惯性维稳思维显然不利于甚至激化了矛盾。对这类群体性事件动辄贴上政治标签。这种标签，让基于利益博弈的谈判空间不复存在，最后变成以暴对暴的局面，这显然是最糟糕的结果。
　　此次广东省政府处理“乌坎事件”的方式值得赞许，首先肯定群众合理利益诉求，承认违法犯罪的人是极个别。愿意以谈判的方式，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矛盾。这显然是政府维稳思维的重大转变。
　　我们认为，逃离“先发地区陷阱”，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政府的自我约束，政府的角色不在于“派糖”，而在于建立完善的法治体系，保证利益双方能以公平的方式对等谈判。政府提高政策门槛让污染企业不能进入，已经污染的，有相应法律来支持索赔。保证劳资谈判权利对等，对于欠薪者有有效的制约机制。土地的占用与补充是公开透明的，完全市场定价等等，即继续做大蛋糕的前提下，让民众能参与到利益分配的谈判中，成为平等博弈的一方。
　　我们呼吁警惕“先发地区陷阱”的目的在于：一是寻找当下矛盾的有效解决之道；二是警示正在“弯道超越”的中西部地区，从一开始就应注重矛盾的理性解决，以免重蹈先发地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