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春
　　从2006年正式恢复住房保障机制以来，一直处于走走停停，边走边改的状态，屈指算来6年多时间过去了，龙年的钟声终于给这个众所瞩目的民生工程带来了福音。
　　在国务院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副总理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姿态对保障房分配提出要求：“确保公平分配是关系保障性安居工程成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让违法违规者付出高代价。”
　　因应此举，深圳新年过后，把“拟”字从“禁止保障房上市交易”中一笔删去，开创了断绝令公共资源误入“资产化”歧途的先河。北京紧随其后，于近日做出决定，新购经适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如果销售需由政府回购。尽管姗姗来迟，但毕竟算得上“历史性的一步”。
　　然而对于“这一步”，我们仍应保持相当的警觉，因为目前住宅保障的正式法规仍未出台，目前的管理办法仍是行政指令，那么就面临着不同执行者有不同解读的可能，与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相比，各级执政者对于政策的解读创新能力，既高超又巧妙。
　　譬如，在北京新出条款为“新购经适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并不是“新购保障房住房不得出售”，这意味着在限售之外，还有“限价房”、“单位集资房”等等飘在红线之外的“笑傲江湖”者，任你周边房价3万，我刘家窑桥西南公务员集资房均价400，诸此等等，屡禁不绝。
　　既然经济适用房“去资产化”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为什么限价房、集资房不纳入此列呢？近年来，对于保障房制度研究，国内视野逐渐从对香港、新加坡的关注，转向人口密度、可用土地面积一样稀少的大陆国家德国，德国公务员享有的住房待遇、地段条件、交通商业都优于公共福利住房，当这些东西摆在桌面上时，社会并没有怨言。德国公务员自行成立了“公务员住房联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股份制法人协会，它负责建造住房、维修住房，以成本租金提供给参加联盟的公务员居住，政府对公务员住房联盟建房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大部分普通公务员通过参加公务员住房联盟，租住低租金的公务员公寓，解决了住房问题。
　　居者有其屋，没错，但居者有其产，那问题就大了，公开的薪酬看似单薄，然而由于“资产”失去了门槛，使得灰色空间愈涨愈肥，难以遏制。对于保障房分配公平最容易、最彻底的治理办法，就是全方位“去资产化”，只要留有一息空间，那么对于“ 硕鼠”而言，就是可资挖角的巨大空间。
　　至此，人们终于理解了茅于轼老先生的苦心，公租房不建厕所原来是让它成为瘸腿的“资产”。2012年深圳、北京经济适用房不能入市的决议，也算政府合议社会监督的一次难得的突破，而要保障政策真正趋于完善，则有待于公共住宅“非产权化”的全面铺开。
　　与此相比，那些提供虚假资格、隐瞒银行资产、社区审议不实等等具体环节，反倒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保障房“非产权化”的大势之下，每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都会“倒逼”行政资源的配置趋于完善。社区街道审议编制不够？这个问题摆出来，就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银行不同意个人资产信息联网？这个问题再摆出来，又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不怕有问题出现，就怕保障房程序严如密织，却在“产权化”、“资产化”编织的秘密隧道中，有暗流远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