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越
　　“休假式治疗”是一个新词汇，适用于身体有恙的官员。身体恢复后，这些官员仍有可能继续回到工作岗位。但是对于那些仕途上出了问题的官员，也采取“休假式治疗”，然后偷偷上岗的做法，显然会让公众很生气。
　　被问责官员100%复出不是什么新鲜事，近的有曾因上海“11·15”大火而被问责免职的官员在异地复出，远的如宜黄拆迁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黑砖窑事件、瓮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都在不久的时间内，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哥又回来了。
　　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回归，我们不存有任何理由的羡慕嫉妒恨，对于那些在不同公众事件中承担责任并被免职的官员，公众并不是给他们仕途判了“死刑”，采用三亚对付大排档的“一次性死亡”做法显然不可取。我们的观点是，改了还是好同志。而现在公众对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最大疑问就在于此：真的改好了吗？
　　是不是改好了，也不用大伙操心，其实也是有标准的，只是散见于若干规范性文件中而已，比如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8年《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 (试行)》，2009年中办和国办联合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10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等。
　　这些文件其实最核心的无非有两点：一是复出的时间；二是复出要具备的政绩。如2010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就规定：“如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但是这个《办法》没说被免职的官员在多长时间内不得出任其他职务。另外，对于复出的政绩要求，相关办法的表述是“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等这种模糊的表述，基本等于啥都没说。所以大多数复出官员最后的解释是：符合相关规定。
　　这就是当下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尴尬现状：不合情，但是合法。其原因无非有二：一是我们的相关规定不完善，这就需要政策的制定者出台更规范的、更易于操作的法规；另外一个原因比法规规范更为重要，就是我们的官员对问责的认识是什么？现在看，很多的问责仅仅是走过场。
　　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出来后，群情激愤，势必需要有人对此负责，所以就有了官员问责。问责制度显然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问责仅仅是为了暂时平息舆论，等关注度一过，这些被问责的官员就相继复出。这种为让公众收声、息事宁人的问责无疑是官员问责制度的异化。
　　如果问责从一开始就不清不楚，息事宁人，缺少公正和透明性，也意味着随后的被问责官员的考察、复出等都不会完全透明。对于上级官员和被问责官员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偷偷地复出比公开任命更符合官员自身的利益。等一切成既定事实后，再有质疑，也无关大碍了。加上我们当下对于行政权力的运作又缺乏制约机制，任尔再质疑，我复出谁能挡？
　　所以，我们认为，官员复出不是问题，悄悄地复出才是问题。当年吆喝着离开，经过“休假式治疗”后，又呼的一下跳出来，对任何相信问责制度的公众来说，都是一种嘲笑。这种嘲笑不仅仅伤害了公众的情感，也会伤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最后问责会沦为官员自己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