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晓红
　　一切正在悄然生变。由点到面的外汇政策，将其串起来，不啻为一幅中国开放资本管制的“拼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主题下，这幅完成率达75%的“拼图”尽管残缺，但正在加速成形。
　　本报获悉，此前被叫停的《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下称《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审批；同时呈报直投《方案》的还有上海、天津，届时三个城市或有望同时获批。
　　上周，监管层还罕见地就增加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征询国际顶级基金公司的意见；加之近期，外管局相继出台个人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政策，透露出放松资本管制的市场化信号。“时至今日，资本项目开放正逢其时，包括汇率、利率市场化等已是大势所趋,改革只能推进。”3月21日，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称。
　　一端是投出去，诸如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试点，一端是允许更多的钱进来，像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行、QFII扩容等，中国正在有所管制地双向开放资本项目。
　　与此前资本项目开放“严进宽出”的政策不同，“双向开放”的变化耐人寻味——市场认为，此举暗示监管层对资本流出、房地产价格下滑、股市疲软等现象的担忧超过了对海外现金流入造成通胀的担心。
　　信号：走出去，请进来
　　3月21日，据温州市工作情况汇报暨金融改革创新座谈会上传来的消息称，一年前被叫停的《方案》已“变身”温州“国家金融试验区”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方案已经相关部委会签，正静候国务院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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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传闻温州“国家金融试验区”或5月获批。据记者了解，国务院已原则同意试点，但温州并非独家，同时试点的可能还有上海、天津。但最终方案如何确定，尚无定论。在21日的座谈会上，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强调，争取设立和推进建设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该试验区是浙江省促进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融合互动、良性发展，再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的重大举措。
　　另外，3月16日，外汇局下发《关于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7号），允许个人以其个人外汇储蓄账户中自有外汇或人民币等境内合法资金参与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一位接近外管局的人士透露，尽管新政影响面有限，但资本项目开放无疑又迈进了一步；此前是一事一报的审批制，令权益人难以行权。
　　无独有偶，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亦在加快。“‘QFLP’已经推出，现在市政府还同意我们推一个新的项目。”3月16日，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透露。方星海所言新项目是近期市场关注的‘QDLP’政策，即境内合格有限合伙人。其具体操作方法是“获取资格的海外对冲基金需先在上海注册联络基金，再由该联络基金将募集的人民币兑换成外币后交给海外注册的对冲基金，再投资于境外资本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人有了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途径和可能。
　　另一方面，“请进来”亦在提速。据《纽约时报》报道，几天前，中国证监会致电海外顶级的基金经理们，告之拟放宽资本限制，增加QFII额度，并要求其对增资与否即刻予以答复。
　　海外基金经理还被告之，中国政府将批准他们过去的所有增资申请，包括增加某些类型的外商投资，甚至允许其总投资增加一倍，这意味着QFII上限或从过去几年来的300亿美元提高至600亿美元。
　　监管层如此举动尚不多见，这被市场解读为，中国政府虽未公开宣布已放松对国内资本市场中外资的控制，但其对资本流出、房地产价格下滑，股市疲软等现象的担忧，超过了对海外现金流入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担心，可见，监管层对资本金融市场维稳心切。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管局已批准23家QFII投资额度共计29.1亿美元。截至3月9日，累计批准129家QFII机构共计245.5亿美元投资额度。
　　至此，已向外管局完整递交申请材料的新获批资格的QFII均已获批额度，与证监会QFII资格审批基本保持一致。显而易见，外管局与证监会的意见一致，步调协同。
　　转变：双向开放
　　其实，QFII只是资本账户开放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很少有人想到目前监管层会用与国际基金“打招呼”的方式——加快对外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因为，就在去年，监管层的态度可能还是“重”QDII，“轻”QFII额度。
　　“答应海外基金以前所有的增资申请。”殊不知，之前这可是外资求之不得的好事。一位接近外管局的高层人士说，QFII收益较好显示国内投资环境好，资本收益率较高；而境外投资风险较大，QDII资本不愿意出去。
　　去年5月的数据显示，外管局新批准4家QFII共计4亿美元以及3家QDII共计15.85亿美元的投资额度。
　　国际金融专家赵庆明说，去年QFII的审批额度有些慢，某种程度上，资本进来之门在慢慢“收紧”。当时，一位外管局人士表示，在制度设计上，QFII只是过渡性安排，在“严进宽出”的背景下，不宜赋予其过高的投资额度。这与目前外管局的做法明显不同。按照外管局与证监会QFII资格审批一致的表述，监管层或许希望更多的资金参与国内证券市场。
　　正如年初，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孙鲁军表示，今年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重点在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和个人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上。换言之，一头是QFII扩容引进来，另一头QDII，甚至是QDLP积极走出去；一改此前的单边倾向。“去年资金流入管得很紧，是因为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所致；但现在资金流入大幅减少，像2月份新增外汇占款仅为251亿；加之目前资本市场低迷，监管层此举可谓‘一鸟双石’。”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评价说。
　　从去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单向化倾向到现在的双向互动，中国经济形势亦由通胀高企、热钱流入、外储增长过快，转化为通胀拐点乍现、热钱双向流动、外储增速放缓。
　　争议：时机条件是否成熟
　　不管怎样，“汇率、利率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是大势所趋，开放资本管制正当其时，从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说，而且他认为无需强调“汇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等前提条件，否则资本账户开放或无合适时机。
　　2月中旬，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领衔的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简称《报告》）引发广泛热议。市场解读此举旨在“吹风”。一位接近央行人士称，决策层对《报告》存在分歧，“条件论”者最担心资金出逃；《报告》并不代表央行观点。理论上，没有足够的风险论证，决策当局不会轻易洞开资本大门。
　　央行前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本报，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恰逢其时”的人需要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应该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应逐步推进。有些项目可以开放，有些则不能。
　　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资本项可兑换之路，遵循了先流入后流出，先中长期后短期资本，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的开放顺序。外管局局长易纲曾表示，“十二五”时期，将稳步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限制，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某种程度上，已实现75%的项目基本开放的资本项目管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是时候了，若人民币不可兑换，就无法放进SDR（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货币可兑换的情况下，未必需要所有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说。他测算，资本项目以40大项为计，中国有10项基本上是完全禁止。按照IMF通常规则，低于5项就可视为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其货币就有可能被考虑放进SDR。
　　令监管层矛盾的是，现在不推，更待何时？资本项目开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中国是惟一一个在没有开放资本项目账户下，推行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国家。但困惑又在于，货币的国际化并非强推就能一蹴而就。
　　沈建光认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四大改革，资本项目开放、离岸市场建设、利率与汇率改革不应单一来看，或者用先后顺序来区分，而应循序渐进、同时并举。资本项目开放应该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框架下考虑。
　　高盛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说，一个国家往往在货币有升值潜力、通胀率较低、经济增速较快、政府财政状况较良好的时候是实现国际化的最佳时机。然而，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良好的经济状况可能出现逆转。哈继铭认为，届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还有待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速快于中国，而通胀低、财政状况好于中国，升值压力大于中国，国内升值压力将让位于那些国家，就难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中国既无储备货币国的铸币税优势，也无那时新兴市场的经济优势，被夹在中间。
　　对已进入微妙关键期的中国经济而言，迎面而来的是改革契机还是风险敞口？那扇中国资本大门该如何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