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浙江省政府来说，今年的“头号工程”是吸引浙商回归。为了召唤“游子”回乡投资，浙江成立了专事“回归引进”的领导小组，由省级高官挂帅；全省成立了29个浙商回归“引进办”，并启动对省市官员以及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除此之外，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还承诺给予回归企业一次性奖励和各种税收土地优惠。“浙商回归”喊了多年，实际性举措不多，这一次看起来有发力之势。
　　决意“筑巢引凤”，是因为浙江的经济发展确实遭遇了瓶颈：GDP增速已经连续10年下滑，2011年的GDP增速排名滑至全国倒数第三。而与之比邻的江苏，2011年经济规模占长三角的47.26%，风光压过浙江。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大量迁离、民资外流、热钱化倾向加重，浙江经济存在“产业空心化”的忧患。
　　无可争议，浙江是一个民资外流大省。数据显示，浙江省目前有超过640万人在省外投资创业，投资总额近4万亿元，年产值几乎接近浙江全省的GDP。而另一幅图景是，浙江省内投资严重不足，中小企业嗷嗷待哺。近10年来，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8.6%的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徘徊之时，政府想起蛰伏于外的巨资，急招回乡，危情自救，情理之中。但如何才能引凤还巢？光打“乡情牌”没用，逐利是商人的天性，甚至可以说是商人的本分。因此，浙江先要想清楚两点：第一，巨资为何外流？第二，回来之后有何发展渠道？
　　浙资大量外流起于上世纪90年代。诚然，土地资源紧张、能源供应窘迫、劳动力及商务成本不断攀升等要素桎梏是企业外迁的重要原因，但浙江各级政府素来放手让民资草莽生长，不干涉、不扶持的态度，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浙商的出走。
　　以温州为例。很多温商的发展路径都是在温州完成原始积累，然后把大厂房搬走，本地只留小厂房，形成“根长在温州，瓜生在外面”的格局。对此，内蒙古温州商会会长邵招波直言不讳：这是因为外面有优惠政策，有企业所需的“阳光和雨露”。
　　当年，浙江企业在本地遭遇资源要素制约时，外地政府敏锐地看到了机会，纷纷伸出“橄榄枝”，开出地价、税费、服务等优惠条件，这对浙商无疑具有吸引力。
　　另外，与上海、广东等地相比，浙江投资环境不尽如人意，政策有失灵活。比如，广东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包税制，企业可为业务员代开发票，但温州却严厉禁止；另外，温州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一些拿不到许可证的小规模印刷企业纷纷涌向政策宽松的广东。
　　浙江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曾有过释放民间创业热情的积极意义，但代价是，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路途上脚步过慢了，投资软环境差强人意。这是导致浙江资本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经济困局迫使地方政府态度转弯。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浙商回归后，有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和环境？这又可以分解为一系列更为实际的问题，比如，投资实业后融资难的困境如何解决？信贷政策上民企待遇远低于国企和央企，如何开放民间金融市场以补缺而又不失序？2009年，浙江省提出“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战略，以期告别“小狗经济”，此背景下，如何保障民资空间不被国资和外资挤占？温州危机让我们反思经济发展应走实业之道，但是，不改变中小企业生存环境，走实业之道，何其之难。曾经天量浙资游走全国，从楼市到煤矿，哪里火热窜到哪里，浙资迷途的背后是实业的迷途。
　　要解决这些问题，仅仅靠给予用地指标和税收方面的小惠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更加明晰自身与市场的界限，“为”与“不为”均有其道；也需要政府在真正意义上平等对待民资，并一以贯之。要做到这些，或许非浙江一地政府之力可达，还需更高层面的政策支持，但唯有如此，才能让浙商有愿反哺之意，也有可反哺之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