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
　　近期，许多地方政府为“稳增长”，高调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数额动辄万亿乃至数万亿。据不完全统计，仅中西部省份公布的投资计划总额就近10万亿之巨。
　　公众舆论一片哗然。焦点有三：其一，2009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许多项目仍未完工和产生预期效益，刺激后遗症正在凸显，又急急忙忙推出规模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是否符合“调结构、保民生”之基本国策？是否符合当地经济发展之资源约束和区情民情？其二，许多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本来捉襟见肘，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各地财政收入增速显著下降，动辄数万亿的投资项目钱从何来？难道天上会掉下馅饼？还是“巧妇可为无米之炊”？其三，财政没钱却要大干快上，举借债务就是不二法门。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否又要急剧增加？银行体系是否又要“被迫”为政府项目融资或买单？
　　质疑批评尖锐有力，政府决策者确需三思而后行。不过，任何事物都需要以辩证思维来审慎观察。对于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我们应该冷静客观具体分析，既不能全盘肯定和欢呼，也不能简单全盘质疑和否定。
　　基本道理很简单：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投资永远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出口和消费也离不开投资。经济学者的思维往往是“半拉子逻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问其一，不思其二。譬如欧美经济学者喜欢批评中国经济模式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批评中国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严重不足。他们忘记了基本的历史经验：一个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相当长的时期内必定是高储蓄和高投资。人们总喜欢将中国经济模式与美国比较，但这种比较往往是不恰当的。
　　储蓄率高其实不是问题，假若我们能够创造高效率的社会融资体系，将老百姓累积的巨额储蓄转化为急需的庞大投资，增长的内生发动机就会高速运转，经济整体维持快速增长，劳动者就业和收入有可靠保障，储蓄者获得满意收益，投资者获得满意回报。工资收入和投资利润反过来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完全可期。增长获得“正能量”，经济体系迈入“正循环”，岂不妙哉！
　　因此，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规划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投资哪些行业，谁来主导投资，资金来源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如何创造一个富有活力和富有想象力的金融体系，有效动员和使用社会资金，提高社会资金运用效率。
　　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创新宏观经济政策思维方式。有些经济学者的思维容易走极端，不是陷入“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区，就是堕入“政府原教旨主义”泥潭。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只要你说要搞大规模投资，他们马上就大骂那是凯恩斯主义。他们言必称哈耶克和米塞斯，宣告如果政府什么也不要管，什么也不要做，天下就太平无事，经济就快速发展。其实所谓凯恩斯主义究竟是什么、凯恩斯自己到底怎么想的，他们也不是那么明白。其实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市场绝非完美，绝非万能，这是常识。再说哪个经济体系没有庞大的政府投资？美国那么庞大的军事订货难道不是政府投资吗？
　　还有一些朋友，一听说财政刺激和投资拉动，他们马上就想到放松房地产调控。认为只有放松房地产调控，经济才能维持增长，甚至以为没有房地产的繁荣增长，中国经济就要完蛋！上半年经济数据出来之后，要求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的呼声再度高涨，北京立刻飙出“地王”推波助澜。一些好事者应声宣告：房地产政策不放松，中国经济好不了。此类言论和呼声严重误导，极其有害。
　　单从投资本身来说，我们的医疗、教育、保障房、环境保护、旅游开发、清洁能源、高精尖军事科技、现代农业、最前沿科学技术等等，皆需要庞大投资。为什么一说到刺激经济，就只能想到房地产投资？或者只想搞几个政绩工程呢？
　　这样的政策思维模式必须彻底抛弃。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经济模式。政府要摆脱土地财政；个人财富要降低对房子财富的过度依赖；公司要摆脱炒地皮、囤地皮、肆意赚取房地产暴利的怪圈。
　　我们还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投资效率持续下降，原因则是投资结构长期存在“三多三少”问题。即政府主导的“铁公基”投资偏多，民营资本参与和主导的关键产业投资偏少。传统行业投资偏多，新型产业、教育、医疗投资偏少。依赖银行贷款进行的投资偏多，依靠直接融资手段完成的投资偏少。
　　各种数据表明，“三多三少”问题直接导致社会资金运用效率大幅度降低，导致货币信贷资金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持续下降。上半年经济放缓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利润下降和长期投资意愿偏弱，核心原因是企业家对未来收入和利润增长预期下降。与2011年同期相比，今年我国股市IPO数量和融资额同比下降超过70%，表明投资者的长期投资意愿疲弱，表明我国社会资金运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
　　截至2011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占GDP之比高达239%，信贷余额占GDP之比高达123%，M2占GDP之比高达181%。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上述指标都处于最高水平。2011年2季度以来，我国广义货币M2　和狭义货币M1增速显著放缓。最近3年，我国每年新增信贷都在8万亿元左右，广义货币M2已经超过90万亿元。然而，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依然感觉资金和流动性不足，仍然抱怨贷款难、融资难、成本高。
　　一方面是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急剧膨胀，一方面则是实体经济投资和融资仍然不足，这种矛盾现象充分说明货币和信贷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边际效果持续下降，信贷资金运用效率持续下降，说明社会融资体系和金融体系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不适应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需要。
　　解决“三多三少”，大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关键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社会融资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是刻不容缓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确保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是宏观经济政策思维模式急需的重大转折。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