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2012年7月24日下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成员刚从剑桥风尘仆仆到了伦敦，就马不停蹄地去中国驻英使馆参加刘晓明大使的招待晚宴。晚宴上，经刘大使的介绍，我们得知驻英使馆是近代中国在外国建立的第一个使馆，现在的大使馆所在地也就是中国在海外最早的资产。这第一个使馆的建立也是一个偶然因素导致的。据说，1875年英国传教士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杀害，英国政府除了要求清政府赔款外，还要求派大臣来伦敦向英国女王当面道歉，清政府出于面子考虑，决定派郭嵩焘以成立领事馆的名义顺便“道歉”，因为他向来以懂洋务著称。次年郭嵩焘来到英国，成为首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之后又兼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现在大使馆的所在地仍然是当年郭嵩焘从英国政府处租来的，租期是999年，刚刚过去136年。使馆二楼还摆放着郭嵩焘当年带来的玉石镶的屏风，据说是使馆的镇馆之宝。
　　在驻英期间，郭嵩焘参观了各地的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深感震撼，发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学”的惊呼。他把使英途中的所见所闻写成《使西纪程》，向清政府大力介绍外国先进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建议清政府效仿，改革中国的体制。但上任不过两年，因与保守的副使刘锡鸿发生冲突，后来又受到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的弹劾，指责其“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嵩焘愤然辞职，1879年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
　　刘晓明大使讲的中国驻英使馆的故事使我不由想到中英关系史上更早的故事。
　　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与清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扩展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交流。英国当然希望获取一些特权，因为当时的中国，通商仍然是一种特权，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行。
　　经过近10个月的旅程，马戛尔尼终于来到了中国。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到达乾隆皇帝的热河行宫。虽然在觐见乾隆帝之前，曾因觐见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争执，但乾隆帝对第一个英国朝贡使团因为仰慕他的天朝并前来恭贺他的寿辰，还是感到非常欣慰，马戛尔尼一行受到殷勤的接待。随后，马戛尔尼以英王陛下的名义呈交了一份照会，并要和珅转呈乾隆帝。照会要求派使臣驻北京并扩大通商；要求将贸易扩展到宁波、舟山和天津；准许英商像以前俄商一样，在北京设立商馆；将舟山附近一处海岛让给英人居住和收存货物；在黄埔附近的长洲岛建筑一所医院，供水手疗养等。对这些要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两道敕谕中一一驳回。他认为英王派使臣驻京既属无益，且与清朝体制不符。他把允许西方各国来华贸易说成是“天朝”的一种，‘恩惠’因为“天朝无所不有”，根本用不着与他国交易。马戛尔尼在北京及承德待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被“优雅”地打发走了。
　　从国际法的标准看，英国当年提出的这些要求即使不能说全尽合理，也不能说很过分。至少，英国人想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想扩大贸易区，没有什么过分吧？
　　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如果不做假设，我们很难理解历史。
　　近代中国的历史总是与英国分不开。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已是一个公认的标准。1997年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被认为是雪洗了中国的百年耻辱。但设想一下：如果清朝政府当年能以平等的主权国而非“藩属”对待英国，认真研究一下马戛尔尼的要求，与其谈判达成一个对等的协议，同意英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开放几个口岸，同时也要求在伦敦设立一个中国办事处(而不是等到1876年)，鼓励中国商人去英国做生意，鸦片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之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回顾历史，目的是启发我们更理性地思考未来。强盗逻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但只有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才有助于全人类的幸福！
　　（2012年7月28日写于访英途中，作者系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