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搏非
《弯曲的脊梁》有个副标题：“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书名来自前民主德国著名的“国家赞美诗”，作者贝希尔身兼文化部长，这首名为《烧伤的孩子》的诗写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但直到2000年——40多年后——贝希尔才将它公开出版。诗很短，我们记录在这里：“那个脊椎已经受伤的他，别人很难让他相信，还能笔直地站立。受伤脊椎的记忆，让他恐惧。纵然治愈后，休息已足够长，并且不再有任何危险，会再次折断其脊椎。”接下来，书的作者这样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有时是折断人们的脊椎，它们都发现宣传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过程”。
　　这是一种我们极为熟悉的场景，有时候我会以为，这种“弯曲”仅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的上一代才特别经历的过程，80年以后的孩子，至少会较少地有这样的问题。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恰好相反。
　　对于我们的少年时代，这种“弯曲”来自于对一种自我宣称的真理性意识形态的认同，我们生活在对未来的无差别美好世界的反复宣传中，生活在对领袖无限崇拜的反复宣传中，当然，同时也“由于这些信条声称永远正确，因而对赞同和一致性有着强烈的激情，导致它不断地被引诱来增加恐怖”，因此，我们同时也生活在不服从的恐怖之中。然而，由于这种“弯曲”的正当性尚隐约地等价于“对真理的服从”，因而一旦谎言被揭穿，一旦世界的精神被重新打开，一旦恐怖稍有解除，理性很快就会复苏，人们依旧可以笔直地站立，独立的思想立刻便奔走于大地。
　　但今天的“弯曲”却不再有伪装的真理性认同了，它直接来自于去政治化后的功利性考虑，它出自对国家机器和行政组织所拥有的无限力量的认同，“弯曲的脊梁”在今天已经成了一项生存技巧。今天的“弯曲”过程除了宣传，更多地依赖于无所不在的国家体系，依赖于人们对权力和利益的默认，这就是更为糟糕的后极权时代。在这个时代，接受者也不再无辜，“弯曲”的过程，常常事先就得到了隐约的同意。
　　这是部传播学名著，最初是徐贲推荐的。徐贲这几年对国内的事情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一个关于公共理性的建立，即我们能不能就公共问题在公共平台上进行理性的讨论，另一个则与这本书有关，即我们能不能学会分辨什么是宣传？听起来似乎都是常识，但其实，“弯曲的脊梁”是会忘记他其实是可以直立的，甚至，他会以为“弯曲”才是常态。西方的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专门的课程，告诉你如何分辨这是“宣传”。宣传在他们那里从来不是一个好词，因为这意味着强迫，意味着诱使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追随，但任何事物，哪怕再美好的事物都没有权力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更不用说所有的全称命题一定为假。然而在我们这儿，自我审查往往会逐级放大，新闻系的学生则会质疑老师：这样的新闻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殊不知这正是“宣传”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