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锡尔河从吉尔吉斯斯坦流出，先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然后是哈萨克斯坦，最后注入咸海，全长三千余公里，是中亚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对周边几个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锡尔河水逐渐减少，上中下游三个国家对这条河的争议与冲突也越来越剧烈。
　　水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绝不可轻易让步。这样的国际纠纷，必须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上对处理这种水资源的纠纷已积累一些经验，根本性调解方案，一般以“公平”为目标，但何为“公平”，如何“公平”，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直观地看，这里面的纠纷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总共有多少水？第二，如何分配这些水？一条河总共有多少水，该问题部分由气候决定，部分由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决定。即便不考虑人类活动对水流量的影响，在这个有争议的“全球暖化”时代，准确估计一条大河每年的水资源总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还要牵扯到两个细小问题。首先，水要怎么用？其次，个人对水的估价是多少？水可以分成饮用水，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及工业用水，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水，但这些不同的用途，紧迫程度也有所不同。饮用水和生活用水，肯定比灌溉用水来得重要，但又重要多少？
　　水量充足的年份，上游国家人民对水的估价会偏低，倾向于将多余的水放给下游。可到了干旱年份，上游国家人民不但要考虑灌溉，甚至要考虑自己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此时对水的估价就会急剧上升，根本不愿意对下游放水。这里面存在着水的“安全”问题。“安全”值多少钱？人类永远没有答案。
　　即便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回到最基本的人们对水的“估价”问题上，经济学家仍然不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水资源是可以交易的，已有比较成熟的“水市场”。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市场根本不存在，又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可能随便交易，问题就变成了“非市场定价”问题。
　　举例来说，如果采取某种特定的水资源分配方案，下游可以种植某种经济作物，产出特定的经济价值，而上游某地的野生动物数量会减少50%，其代价几何？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会发现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接受的损失。这种未知，给我们带来极大恐惧。
　　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其价值很难定价，但仍可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判断得失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事实上，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就是这么干的，今后也必然这么干。所以当前有大批经济学家从事这类研究工作，在特定环境、特定技术的条件下，在明知自己知识与信息不足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测量人们对环境资源的估价。以锡尔河的争议为例，近年就有一批经济学家投入研究，在大致估计上下游水的价值及其影响的前提下，用最新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为三个国家制定出一套“公平”分配方法。
　　这套解决方案虽然汇聚了环境学家、气象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无数心血，可仍然不能令上下游的三国国民彻底信服。这些国民每个人到底有多需要水，一定是自己都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