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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公平
本报评论员:梁捷
  梁捷
  锡尔河从吉尔吉斯斯坦流出,先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然后是哈萨克斯坦,最后注入咸海,全长三千余公里,是中亚地区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对周边几个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随着环境的变化,锡尔河水逐渐减少,上中下游三个国家对这条河的争议与冲突也越来越剧烈。
  水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绝不可轻易让步。这样的国际纠纷,必须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上对处理这种水资源的纠纷已积累一些经验,根本性调解方案,一般以“公平”为目标,但何为“公平”,如何“公平”,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直观地看,这里面的纠纷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总共有多少水?第二,如何分配这些水?一条河总共有多少水,该问题部分由气候决定,部分由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决定。即便不考虑人类活动对水流量的影响,在这个有争议的“全球暖化”时代,准确估计一条大河每年的水资源总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个问题更复杂,还要牵扯到两个细小问题。首先,水要怎么用?其次,个人对水的估价是多少?水可以分成饮用水,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及工业用水,方方面面都离不开水,但这些不同的用途,紧迫程度也有所不同。饮用水和生活用水,肯定比灌溉用水来得重要,但又重要多少?
  水量充足的年份,上游国家人民对水的估价会偏低,倾向于将多余的水放给下游。可到了干旱年份,上游国家人民不但要考虑灌溉,甚至要考虑自己的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此时对水的估价就会急剧上升,根本不愿意对下游放水。这里面存在着水的“安全”问题。“安全”值多少钱?人类永远没有答案。
  即便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回到最基本的人们对水的“估价”问题上,经济学家仍然不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水资源是可以交易的,已有比较成熟的“水市场”。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市场根本不存在,又涉及国家之间的利益,不可能随便交易,问题就变成了“非市场定价”问题。
  举例来说,如果采取某种特定的水资源分配方案,下游可以种植某种经济作物,产出特定的经济价值,而上游某地的野生动物数量会减少50%,其代价几何?野生动物数量减少,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可能并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会发现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不可接受的损失。这种未知,给我们带来极大恐惧。
  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其价值很难定价,但仍可能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判断得失后再决定是否采取行动。事实上,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就是这么干的,今后也必然这么干。所以当前有大批经济学家从事这类研究工作,在特定环境、特定技术的条件下,在明知自己知识与信息不足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测量人们对环境资源的估价。以锡尔河的争议为例,近年就有一批经济学家投入研究,在大致估计上下游水的价值及其影响的前提下,用最新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为三个国家制定出一套“公平”分配方法。
  这套解决方案虽然汇聚了环境学家、气象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无数心血,可仍然不能令上下游的三国国民彻底信服。这些国民每个人到底有多需要水,一定是自己都说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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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版:观察家·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