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松
　　今年的十一长假注定会以一个另类的原因被人们记住。突如其来，（是的，突如其来）的高速免费政策极大的调动了人们出行的热情，8天时间里1.89亿辆次车辆上路行驶，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滋味却是苦涩的，规模空前的暴堵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同时还有700多个鲜活的生命丧生于各种惨烈的车祸当中。这样的后果也许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就像其他发生在当今中国的公共事件一样，免费高速政策及其后果也被从各种角度解读。有对免费与否的争论，有对管理手段的质疑，有对资源垄断的声讨……总之，似乎每一个公共事件都可以殊途同归地被引入到某些相似的语境中来。各种诉求一拥而上地同时掺杂在某一事件中，让原本简单的事件变得异常复杂，这未必是一个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正如许小年先生在微博中所言：“用纳税人的钱修路是否应收费、政府垄断旅游资源、如何让利于民是不同的问题，应分开讨论。”
　　我们不妨把某些长期性的问题剥离开来，单纯地来思考高速免费政策本身的得失。毫无疑问，高速免费是政府一次善意的尝试。其初衷肯定是希望给百姓带来便利，如果将便利二字拆解开来，可以理解为“便捷”与“利益”。后者通过免费的方式实现了，但前者却事与愿违。政策没有实现设计者的意图，说明政策在制订或执行环节出现了问题，但问题在哪里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近年发生在中国的几起免费实验。去年广州亚运期间，广州市政府做出公交地铁免费的决定。但一周之后，公交地铁均大大超出运输能力，严重影响地铁正常安检和亚运安保工作，对市民上下班正常出行造成极大不便。另一起免费实验发生在青岛。今年6月，青岛南山区24座公厕试点免费提供卫生纸。结果一盘270米长的卫生纸，平均每天用掉八九盘，除了正常使用很多都被浪费了。管理员表示经常遇到游客如厕后扯下一大截卫生纸带走，或者拿来擦鞋擦脚。
　　几次免费实验均以失败告终，善意的政策收获的却是尴尬的结果。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杭州西湖从2002年开始免收门票，至今已逾十年，杭州市旅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旅游总人数达到7487.2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1191亿元，是2002年的四倍。
　　为什么免费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却迥然不同？的确，公路、公园和公厕在运行模式上完全不同，但在管理理念上却有相似之处，想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需要高超的管理水平。因为免费意味着主动放弃了一个重要的调节手段——价格，这必然意味着需要其他的调节手段加以补充，否则这个政策就有可能被引向歧途。就高速免费政策而言，“免费”应当只是整个政策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他的配套政策，例如高峰期道路管理办法、对路网的合理化改造、对国民交通安全教育，紧急情况处置等等都应该跟上。如果只是过于简单地一免了之，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十一暴堵那样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免费考验的既是国民的素质，更是管理者的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