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
　　打从首都率先搞出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后，许多地方竞相跟进，纷纷着意推出自己的精神表述。比如广东，是九字精神，即“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上海，是八字精神，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浙江不标榜“精神”，而是将“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界定为共同价值观。
　　我查阅过60多座城市的有关精神表述，发现雷同性较大、重复率很高，用语多为“融合”、“创新”、“文明”、“开放”、“团结”之类，比较呆板，过于政治化、口号化。而像江苏太仓“书承七录、船系五洲、毓秀钟灵、人争上游”，浙江慈溪“慈惠三北、溪通四海”这样有点韵味又比较切合当地人文、自然、历史背景的精神概括实在罕见。在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最终成形、还须“积极培育和践行”之际，设法搞点“精神”出来，凝聚凝聚，抖擞抖擞，作为一种努力应予肯定，但一味跟风、敷衍上下，或照搬照抄、毫无建树，就有些偏了，其本身岂有“精神”可言？
　　前不久，参加河北浙商大会，其中有个环节，即由董倩主持、几位浙商坐论浙商精神。我听着听着，便心生诧异。比如，有论者将“团结”认定为浙商精神之一，这很令人纳闷：哪个地方的商帮没有团结精神呢？既然号称商帮，一定应是捏得拢的，是成“帮”结队的，怎么就独独浙商讲团结“精神”了呢？我读河北《冀商》杂志有一期的“刊前语”，题目就叫“团结冀商”。文中例举各地冀商是如何齐心协作的，称“冀商的团结意识在不断增强，冀商正在为团结而行动”。谁不在讲团结、称颂团结、宣扬团结呢？这说明，“精神”这东西，要概括精准、表述独到，不那么容易。
　　凡事物，一般均可层层细分，也就是说，理论上都可找到彼此区别的个性特征，而将此琢磨出来、提炼出来、归纳出来，的确有助于自我识别与社会识别。但是，任何细分，都有一个风险，就是很难找到严格的边界所在。弄得不好，反而会模糊事物的本质属性，陷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之尴尬。
　　比如浙商，相对于华商已经是细分了。如果还嫌不细，还要往下搞什么甬商、杭商、温商、湖商之类，尚可姑且听之，那么，甬商下面呢？是否还需在所辖慈溪市再去搞一个“慈商”或“溪商”，所辖余姚市再去搞一个“余商”或“姚商”，所辖奉化市再去搞一个“奉商”或“化商”呢？我以为，倘硬要如此，一定与“精神”病或者类“精神”病不远了。
　　精神，相对于物质，更体现人类的终极关怀乃至人的本质。东汉王符在《潜夫论·卜列》里就说过：“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早在1774年所著《另一种历史哲学》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任何精神，无论是城市精神，还是商帮精神、企业精神，都是特定群体在生存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基本习性、信念、原则的积淀和总结，在当今中国，则必须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一致性，体现人们的理想追求与气质。这就决定了相应的表述既不能狭小琐细，也不能大而无当；既不能苍白浅薄，也不能故弄玄虚。
　　当然，有些表述一时不为大众完全认同，也并不见得就一定不妥，要承认思想认知水平存在着种种差异，形成共识有时更是一个渐进过程。比如“爱国”，被称作北京精神的核心，我一开始也不以为然，老觉得太一般化了，因为哪个地方敢称不“爱国”或无视“爱国精神”啊！后来在某次准备讲稿过程中，才恍然大悟，体会到“爱国”的确应是北京城市精神中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不管是五四运动、卢沟桥事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建设热潮、奥运会北京市民的积极参与等等，无不显示出这座城市强烈的爱国热情，表明北京的首善特征正在于它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因此，将“爱国”作为北京精神的核心，反映着伟大祖国首都的历史担当与示范责任，原本就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可见，一种准确的精神表述，应当经得起咀嚼。
　　总体上说，凡讲精神，我比较倾向于宜粗不宜细、宜宏不宜微，应主要着眼于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而不必层层细化，硬要搞出一个系列化的城市精神、商帮精神、企业精神等等，除非有特殊需要或特别靠谱的，比如北京精神——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轮廓或雏形。从这一角度看，即使上述江苏太仓、浙江慈溪还比较说得过去的精神表述，严苛言之，也主要还是近似招商、旅游推广用语，并非真正地道的人文精神之凝结。
　　诚如德国精神主要体现为“思辨与科学、纪律与秩序、严谨细致、信守承诺”，英国精神主要体现为“勇气、礼貌和担当”，法国精神主要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精神主要体现为“合作、崇尚自由、多样化、开放、乐观、成熟、创新和机遇”，中国精神的描述也必将找到自己相应的精准定位。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