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雷
　　近期，伴随上海自贸区挂牌，资本项目应否开放的讨论热了起来。央行、外管局一些官员的公开发言支持开放，以林毅夫、余永定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持反对态度。双方均从利弊、风险、时机、路径，以及他国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论述了各自的观点。
　　其实，仅仅评估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及政策组合，这样的政策考量不够完整。资本账户开放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中国整体改革而言，这项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代社会，经济是比军事和外交更有效的一国融入国际社会并获得话语权的路径和策略，资本项目开放就像是那最后临门一脚。中国要不要融入国际社会，答案是“要”。而融入则既有机遇也有风险。
　　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好处是外汇占款问题消失，通胀压力减小，国内资本可以在世界经济海洋中遨游。风险则在于，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的扰动，最可怕的是资本的大规模外流。赞同方看到了机遇，反对方则看到风险。
　　这些机遇和风险的本质，实际归结到了一个点上，就是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有信心。有信心的就同意放开，采取进攻性策略，让中国资本走出去。反之则担心资本用脚投票，主张防守，有控制的进来和出去。
　　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否有信心的讨论，实已超出金融体系这个范畴，甚至超出了经济这个范畴。近两年，不少企业家移民海外。一方面，这是一国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的现象。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商业精英群体内心的忧虑。原有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环境、食品、医疗、子女教育、法制环境等方面的不足，都在影响着他们的信心。林毅夫曾在发言中提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回报率高于发达国家，但从既往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恰恰流向发达国家。这反映的实际是一个社会问题。发达国家虽然回报率低，但预期稳定，风险低。因此，一个国家如果社会稳定、经济健康，资本大规模外流的风险就会较低。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账户开放恰恰为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中国改革，中央虽然有着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但现实中内部利益纠结错综复杂。外部倒逼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像当年中国入世，倒逼下的开放带给中国经济黄金十年。希望资本账户开放能接过WTO的接力棒，带领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又一个辉煌。
　　所以，不要惧怕开放，开放是大方向。但要掌握足够的风险控制手段和工具，把握好时机。有了技术层面的充分准备之后，要考虑与其他领域改革协同推进的节奏。虽眼下时机尚未成熟，但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一个新的时间窗口正在打开。我们期待，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能够真正带给民众信心，激发社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