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一百年之后的人们会如何评价我们现在的时代？他们也许会有很多矛盾的描述：物质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焦虑并行；社会的发展稳定和人们分裂的观念共存；精英在体制公正和个人利益之间取舍摇摆；草根在希望和失望之间不断徘徊。
　　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正是上述矛盾共同的主线和背景，而经济增长本身是则一连串事件。
　　表面上来说，经济增长过程就是越来越有钱的过程。在资本匮乏的改革初期，使用很少的资本便能调动大量资源、人员以及土地要素，这也正是对外开放引入资本可以起到重大作用的原因，这也正是林毅夫先生津津乐道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这个逻辑直到最近的十年也仍然起着作用。
　　也正是由于资本的匮乏，政府得以将手中稀缺的资金要素通过国有企业，投入到公路铁路运输、电力、钢铁以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而且为了尽可能低成本的使用资金，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差受到行政控制。除此之外，土地也往往通过无偿划拨得以低成本使用。加上低成本的劳动资源，中国的经济增长获得了最初的动力。
　　但是反过来看，缺钱绝非一件好事，至少不一定全是优势。对金钱的追求使得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公众乃至精英在精神追求上变得自我迷失，同时也使得对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的长远考量失去了耐心。这些负面作用现在已经日渐明显到无可回避。
　　无论如何，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用“奇迹”来形容并不夸张。扣除通胀因素，如今的人均GDP已经是1978年改革之初的16倍有余。但是比照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低水平，资本相对其他资源仍然稀缺，这也意味着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
　　但是如今的经济增长逻辑和改革之初已然不同，这个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不同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善，经济增长的重心已经从对外出口贸易转到城市化。城市化过程是市场扩张的结果，是各种市场集聚并协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另一个不同，是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通过价格和市场才能越来越有钱，人们对市场的要求和理解愈加深刻。
　　市场边界的扩展也已经伴随着经济增长，直到它超越了经济本身，并不断碰到体制的墙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确定占有和利用市场的规则，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
　　人们对市场的认识加深，使得对公平的诉求不断加强。这是由于公平是市场竞争的最重要原则，市场应该为所有主体提供平等的进入机会。从石油到金融，从通讯到电力，垄断市场让社会普遍充满了不公平感。体制的不匹配也大大约束了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同样的要素却没有同样的权利，一样是土地要素，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权利构成完全不同；一样的劳动要素，却在发展机会和社会保障上差别巨大。
　　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这些矛盾得以隐藏，可是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正是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为了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维系，调整这些矛盾背后的利益格局已经在所难免，即便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
　　刚刚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虽没有涉及改革的细节，但是对经济保持继续增长的瓶颈已经有所针对。这个针对不是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因为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市场本身一直就在起决定作用，即便国有垄断企业也一直是在市场中变现收益，而是对金融改革以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关注。
　　正是由于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金融改革和集体土地入市将会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它们会大大改善社会的公平状况。金融改革不仅可以扩大民间投资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得不同市场主体更公平的使用资本。集体土地入市也应是以同地同权为方向，将建设城市的权利还给公众，使得城市化过程更为自然。农民财产性收益的增加则可以帮助消除城乡差别。
　　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而现在的时点恰恰是一连串事件的转折点。这会是一个好的转折吗？虽然后人对这个时代的评价终将会是充满了矛盾的描述，但希望他们的理解将多于抱怨，感谢多于遗憾。
（作者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