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咏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中国正在经历这个转变。
　　中国卫计委官员12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家庭峰会上表示中国家庭正呈现出五大变化：第一，家庭规模小型化，平均每户人数已由1982年的4.43人下降到2010年的3.15人；第二，成员只有夫妻两人及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成主流，其比重超过70%；第三，丁克家庭、单亲家庭、单人家庭等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出现，还出现了大量留守家庭和流动人口家庭；第四，家庭规模的减少使家庭关系变得简单，家庭成员间相互支持力度减弱；第五，家庭的婚姻、生育、养老等传统功能有所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
　　这是一种顺势而生且不可逆转的变化，它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分工细化的产物。西方国家更早经历了这个过程，美国上世纪30年代，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来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步消失，核心家庭迅速出现。这种变化的好处和坏处都显而易见，家庭关系简单化、家庭经营上以夫妻为主轴而非像过去那样以父子为主轴，是进步之处。但另一方面，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却极大下降，过去，大家庭是一张托底的网，共同抵御外在的风险。现在，托底的网没有了，家庭承受变故的能力减弱，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和共同焦虑随之而来。
　　对一个国家而言，现在比以往面临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更大挑战——让社会替代家庭成为托底的网。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也因家庭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见，逐步建立起其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情更为严峻，因为，人口迁徙的增多和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两项因素叠加，让中国核心家庭的规模更小，“失独”风险更高，抚老压力更大。
　　自从社会转型以来，中国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网络方面已经做出了探索，但是，就目前而言，保障网络还远称不上完善，不足以让民众获得安全感，从而影响其幸福感。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在于，养老金替代率低，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低于国际警戒线的50%。直接影响到老年生活的质量；养老金空账规模庞大，让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信任度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依然没有实现，与迁徙流动频繁的社会特性不相适应，等等。
　　除了资金的问题，社会保障方面的服务也不足。对于老年人或者是其他失能者来说，光有钱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通过自费获得更好更多的服务，这需要国家放手让民间资本进入养老院、托老所等社会服务业；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则需要国家提供基础的服务，不管是民政部门自己提供，还是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提供，总之责任不可逃避。
　　另外，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个体也应当为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未雨绸缪，购买商业保险是途径之一。目前，人们在此方面的意识尚有不足。泰康人寿和北京大学中国保险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2011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商业人身保险在城市和县域家庭资金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仅为4.6%和1.1%，而在这些被调查的家庭中，社会保障并不能覆盖其潜在风险。在回答“如果家庭主要劳动力得了大病花费50万，能筹集到多少”这个预设问题时，只有54.7%和40.9%的城市和县域家庭表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凑齐。受访家庭中，只有5.6%的家庭社会保险属于高保障。
　　中国近期刚刚启动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对于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和提升家庭抵御风险能力是个大进步，但这还不够，期待政府进一步与时俱进地改革其人口政策。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家庭这张兜底的网将越来越脆弱，需要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编织一张新的保障网，这是核心家庭时代不可回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