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谈电影产业。朋友问我这个产业一年的产值有多少，我估了一下，大概是5亿或者8亿；在我报出这个数字后，那个朋友非常震撼——不是震撼于多，而是震撼于少，他说你们整个电影行业一年的产值还不如我一家服装公司的产值高。那时候的电影业的确处在很原始的阶段。
　　但到了2009年，中国电影差不多有60亿的产值，特别是一到贺岁档，大家都想争夺这个档期，非常热闹。我们发现2009年整个贺岁档的营销策略特别奇特，一些电影的制作水平非常低，甚至漏洞百出没有关系，反正观众会接受、会喜欢这样的电影。的确是，这十几年电影观众对电影的要求逐渐下降到减压、搞笑，如果电影提供这样的娱乐，就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创造很好的产值。
　　你会感觉到，中国电影一方面是产值巨大的提高，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的“硬道理”，也就是票房。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思想，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担当，它只是娱乐。但问题是这样吗？以《阿凡达》为例，即使是在好莱坞这样的流行文化生产工具，他们生产的电影里也会有他们的价值观，会有清晰的哲学。也就是说，即使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是有思想诉求和哲学诉求的。不过，它是通过通俗的方法，通过连初中生都可以分享的一种方法来进行传播。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电影的要求其实已经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问题的悖论就在于，与此同时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的电影要走出去。这些年国内很多机构每年花很多钱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问题是输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价值观，但我们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清晰的价值观，这值得怀疑。所谓中国文化目前的输出工作，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有一个工作我们还没有完成，就是明确和梳理全体公民都认同的价值观，这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的一种悲情。
　　记得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我在从香港到台湾的飞机上看到《联合报》整版刊登了奥巴马的就职演说词，在阅读过程中，我热泪盈眶。令我感动的并不是他所讲的那些东西——那无非是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环境，怎么去改善弱者的处境，这些东西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公共价值——而是在他就职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讲出来，可以清晰地表述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官方所模糊的价值观与我们都已经接受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令我们的文化变得非常奇怪。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发展速度越快中国越成为一个形象模糊的庞然大物，于是很多东西来了，对中国的恐惧、对中国的不理解……这背后其实与我们的文化工作有很大关联。我们一直没有能力梳理出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通过文化、思想、写作、电影传播出去，没有办法表述中国的表情。目前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清晰——不能清晰地感受我们内心世界的表情。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并不是怎么输出文化、输出艺术，而是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理清我们的价值观。也许这并不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发明的价值观，它可能只是需要我们清晰地接受它；它可能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并不是高高在上，很难接触、理解的东西。文化的输出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些文化由谁输出，或者说由谁来承担梳理价值观、厘清公共原则的责任。我们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我们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逐渐地去精英化、诋毁精英，当然过去精英文化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拥有知识像拥有财富一样炫耀，或者说存在跟现实脱离的部分。
　　但问题是，到了当代，这么多的资讯、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涌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知识阶层，一个经过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面对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面对它的纷繁复杂可以进行系统梳理的阶层。如果我们缺少或者一直压抑知识阶层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负担思想的工作，负担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工作呢？这就是问题所在。精英本身和民众并不是脱离的，知识阶层本身也是大众一部分，如果人为地将知识阶层和大众剥离开来，让他们变成面部不清的阶层，我认为这是离间计。当社会需要发出的声音很难有一个管道抒发出来，最后就会变成大众的狂欢。
　　我在县城长大，这是文化资源非常稀缺的环境。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最容易接触到的文化产品除了电视之外就是香港的武打片录像。不过那时候还有一些阅读，我记得在80年代中期，应该刚上初中不久，我读了路遥的《人生》，看完之后发现里面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户口问题。初中有很多同学都是来借读的，他们拼命学习，想考上一所好学校，这样就可以变成城市户口。读完小说之后，我明白了户籍制度是不合理的。通过阅读，通过严肃的文化，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给我带来一点点的反叛精神。认为民众不需要思想、不需要严肃的文化，这是一个误读。我相信中国再出发，就得重新重视知识阶层，不要把它视为我们生活里不能出现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