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讲的主题是如何走出投资冲动的怪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分三个问题：第一个，中国特有的投资冲动怪圈；第二，投资冲动引起的资产泡沫陷阱；第三，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先讲第一个问题。投资冲动的怪圈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个怪圈却一直反复出现。投资冲动怪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以这样讲：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长的积极性大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中央政府。
　　地方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缓解就业压力，总是要增加GDP。要增加GDP，就得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投资扩大了，信贷量也会随之扩大。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投资的急剧上升和信贷膨胀就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产能过剩，第二个是物价上涨，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产能过剩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和警惕，于是中央会出台紧缩措施。紧缩措施一出来，投资会被压下去，物价上涨的趋势却不会慢下来，因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很多，投资需求拉动只是其中之一，例如供给不足造成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油价、粮价上涨产生传递效应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就不仅是一般性地放慢了，而是陷入了滞胀。滞胀是指当通货膨胀有所降低、但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时，经济就停滞了。而中国的经济停滞是有特点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下降到6%以下，就可以算作停滞了。
　　前年10月底，我到西欧访问，那时候国际金融风暴已经爆发，所以在西欧与当地经济学家座谈时，他们总问一个问题：在西欧国家，只要经济增长率能保持在2%到3%之间，人们就觉得日子比较好过，失业也不会太严重，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降低到6%多，中国人就大感惊慌呢？我回答，因为中国和西欧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的国家，中国城镇化的速度非常慢。建国之初，城市化率约为20%，60年后的今天，也才达到45%。农民是走出农村了，但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这是中国的情况，西欧没有，因为西欧的农村人口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生活得很好，有自己的住房和社会保障，不需要出来打工。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而且农民工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虽然在外打工，但仍然扎根农村，挣了钱也要回到农村。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不一样了，他们心不在农村，也不仅是为了收入而打工，而是也想和城市人享有相同的待遇。所以农村劳动力在出来之后，就不大会回去了，即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他们所在的工厂倒闭或减产，他们也会留在城里。这就形成了中国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存在失业的农民工，这和国外是不同的。
　　所以说，中国陷入投资冲动怪圈之后，会发生经济紧缩，通货膨胀会降低一点，但失业会大量增加，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滞胀。所以说，在投资冲动存在的情况下，经过政府采取紧缩政策，经济会面临滞胀。
　　第二个问题是投资冲动引发的资产泡沫。在投资冲动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就不会表现在实体经济领域，而是会转到虚拟经济中，形成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形成原因有几种可能，一是随着投资扩张，信贷大量增加，没有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一部分信贷进入虚拟性经济领域。另一种可能是，人们会对通货膨胀中资产价格的上升产生预期，从而买楼或购买其他资产，以待将来出售，这样的人不是消费性住宅的购买者，而是投机性或投资性资产的购买者，这会刺激资产泡沫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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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泡沫的陷阱是什么呢？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资产泡沫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势必是要破的。它一破裂，就会影响所有房地产公司，给房市带来危机。股市也一样，股市的泡沫在炒作过程中可能膨胀，但也会随着实体经济的放慢而萎缩。如果市场投资冲动引起了资产泡沫的陷阱，就会造成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应对投资冲动怪圈？结构调整当然是重要的，用行政手段来贯彻产业政策也是必要的，但不解决问题，因为它的根子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由哪方面着手呢？第一，要政府定位。既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市场就是基础条件，政府是高层次条件，政府只干市场所干不了的事，市场干不好的事由政府来干，政府不能包办，地方政府为什么对追求GDP增长这么积极？政府完全是经济的实际操纵者和直接干预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政府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好，只有市场做不了的事，才应由政府来做。那市场有什么东西做不了、做不好，而必须由政府来做呢？
　　大体上是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中有一些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的行业，这样的行业要由政府来做，因为市场经济效益低，做不好。例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健、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价出租房和他们买得起的社会保障住房，以及公安、国防等。第二个方面，市场没法做大的东西。第三是地区的收入差距，发展程度差距，这是历史所形成的，这是由各地自然条件不同造成的，市场可以做，但过程非常缓慢，这需要政府做。例如，对于西部开发，政府应该多做一点，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必须依赖政府多做一点。还有第四个政府要做的，就是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方面，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但它还是要依靠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决策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那些大项目虽然不都是政府做的，但它们应当符合一定的程序，受到一定的规章的约束。关键在于，我们要把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决策体制。所以国有企业一定要改革。改到什么程度呢？改到让市场决策机制能起作用的程度，甚至可以说，一股独大还不如几股并存好。这几股可能都是国有投资单位，但国有企业有几个股东，就要一股独大更要接近市场化一些。
　　第三个，行业垄断体制的改革。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行业垄断往往是与行政垄断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体制如果不改革，就会阻碍企业的公平竞争，而且行业垄断和产能过剩、资产泡沫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过多的信贷资金通过行业垄断转移到了资产泡沫的投资之中。
　　第四个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现在就业问题很严重，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靠国家大量投资吗？国家大量投资是重要的，但那是从国家大量投资为长远发展准备后劲这个角度出发的。就业问题应该靠民营企业的吸纳。政府该减税的减税，该融资的融资，降低门槛。全国的个体工商户有上千万户，每个工商户把自己的亲戚小孩找来当帮手，那全国有多少人就业？那么多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增加三到五个人，那会增加多少人就业？让更多的人创业，自己创办企业又能增加多少人就业？看一下就很清楚，光是这个政策一放宽，全国会增加几千万人就业，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最后一个，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必须加快，城镇化速度必须加快，现在重庆、成都在搞，但我们要注意到，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加快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农民为什么要出来，新农民工为什么不愿意回农村了，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农村人和城里人就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同等的社会地位，为了孩子着想，为了家庭着想，所以这个改革一定要加快。这个改革加快了，真正的农业产业化推行，产业链延长，农村本身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出来了，因为城市跟农村一样了，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为什么还要出来呢？城乡二元化体制改革还要和城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加快推动城镇化，扩大内需，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由出路。
　　　　（本专题所有文章均据现场发言文字记录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