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过去两千年中大家都讲“儒家”，所以“儒家”的概念变得非常泛化。西方到处都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同理，儒家也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
　　我想先简单讲一下“儒”到底怎么回事儿。在这里我要说，有很多人用圣人语录，这是很必要的，但又不足够。今天，我们讲“儒”，不妨吸取新史学的一些做法，当我们谈一些言论的时候，要放在当时历史背景看。儒家简单讲，是在一个独特的时代，从周秦之变、西周贵族时代转到秦皇帝专制的时代。并且，早期的儒家包括孔孟，对后来秦建立的过程非常不满。我们知道反儒的人说，儒家是复辟倒退。早期儒家这一点的确很明显，尤其是最近出土了一个祖嗣，这一套东西和我们今天讲的“儒”，是有很大的不同。
　　儒家强调的是什么呢？照我看来，就是用熟人社会、亲人社会的伦理原则抵制陌生人社会中的强权原则。大家知道，原始儒家非常强调父子的关系，当然也用父子的关系外推君臣关系。原始儒家说这种关系的时候，从来只是说君臣关系应该变得像父子关系，但从来没有说君臣就等同于父子。儒家缺乏平等自由的观念，儿子就是要听父亲的，这点很明确。但我们也要知道，一般情况下，父亲都是爱儿子、替儿子着想的，这不受制度制约，这是人类独有的亲情。儒家的熟人、亲人社会里的确管用，这很容易理解。即使在西方社会，一个家庭也不需要民主选举父亲，不需要对父亲实行三权分立。到了周秦大一统的时候，儒家就败下阵来，被法学取代了。我们讲的焚书坑儒，是经过儒家渲染的，其实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光是儒家一家。经过周秦之变，我们发现“儒”、“法”两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后来毛泽东创造出一个理论，所谓儒法之斗持续了很长时间，毛泽东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批评儒家，但也不无道理。在中国的近2000多年中，的确有所谓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声音，这种声音经常是以传统儒家的符号作为包装的。
　　到了近代的变革时期，民主、自由这类学问传入中国，最早起来欢呼、介绍、传播的恰恰就是毛泽东讲的儒法斗争中的反“法”之儒。我们往往忽略了，吸引这些人热心介绍西方的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西方是一个仁义之邦，是孔孟那个时代追求的。自汉以后，中国文明日益消磨，秦始皇以来的政治就是强盗之政，法家在那里执政，儒家还有什么希望呢？因此那些人反“法”之儒非常希望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来解放中国的文化。
　　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开始经过日本这个中介向西方学习，和中国的背景不同，经过他们的解释，形成了一种西学和法学的对立。后来，在中国形成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斯大林和秦始皇确立的价值，是一种排挤西方，也排挤儒家一些传统。所谓礼崩乐坏，法家就是鼓吹为了皇上可以杀爹。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反省，儒家显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神奇，老实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主要障碍到底何在？克服主要障碍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资源？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儒家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么神奇，也不像有些人讲的那么险恶。它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没有妨碍的。现在这个时代，中国人人都讲儒家，实际上这种“儒家”充满了内部矛盾。在我看来口口声声讲儒家的人，他们的假想敌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很多儒家，像孟子及谭嗣同等人，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反“法”之徒。他们的假想敌是因为礼崩乐坏产生的霸道皇帝专制。
　　这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的人格分裂，我们叫做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老实说，人性中有些邪恶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难完全避免。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满嘴仁义道德，满脑子也只有仁义道德。但中国过去有一种最可怕的人，满嘴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之事，还不是想象而已，由于权力不受制约，而不仅仅是想坏事，而是做。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儒表法里，落实到行为上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的事。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经历几千年来人类确立了一些共同财富，不管叫做普遍思想价值也罢，或者普遍真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信的这套是对的，现在发生了变化，有很多人缺乏信仰上的信任，我也不讲什么普遍真理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只是西方人的民主，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说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非常讲传统，尽管解放传统的做法是不是能成立是值得考虑的，但至少是一种有眼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是应该这样，一方面继承我们国家过去的一些好的东西，这里我要讲，在中国当前所谓好的东西肯定是有助于中国，脱离秦治，走向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说从孟子一直到反“法”制度所弘扬的价值。另外一方面我们先进的一些政治文化，也可以这么说，使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能在现代化的改造中再一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