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涛
　　雾霾中的北京，夏榆的小说正应景：一切美好与不美好都在，又都湮没在雾中。
　　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三位，“我”是一种支点似的存在，里里外外补缀起唐卡与陆游的人生线索。唐卡是一个年轻姑娘，有钱，有时间，却没快乐，尽管她已独自游遍世界。陆游是一位调查记者，他揭艾滋病黑幕，揭工厂污染黑幕，得罪了官方，被迫逃亡，后经唐卡介绍，到“我”居住的城乡结合部暂时栖身。这样三个人，纠缠在北京的高楼之间和胡同深处，会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小说中的“我”高度仿真。夏榆做过矿工，“我”也曾是矿工。我不免担心夏榆借“我”之口来申明“矿工经历是我人生的财富”，还好他没有那样做。矿工经历于他不是财富，是实实在在的痛苦，而对这种痛苦的反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相反。
　　更重要的是，夏榆并没有因为体验过矿工的苦，就借势控诉时代。这一点足以证明，夏榆已不再是记者，他有资格跻身小说家行列。作为矿工，早已不再有机会像时传祥一样去战战兢兢地握住一双保养良好的手，但这个工种，终归有人要干。有人做矿工，自认为是大不幸。有人为了做矿工，却还在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这才是生活。从个人出发，到个人结束，与时代，与政治正确，都毫无关涉。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透过夏榆的笔爱上唐卡，但我想挑剔再一点，夏榆笔下的唐卡少年时曾受到过性侵，因此始终未能摆脱迷茫和自弃。其实若让唐卡过的就是平常日子，只是因为缺乏爱，就不会爱，只是因为没有体会过信任，就不懂信任，因此而迷茫，则更有平凡的悲剧意味，也更容易激活我们灵魂深处同样固有的那片苍茫。
　　夏榆在处理陆游这个人物时，显得有些犹豫。我因此确信陆游是虚构的。在他身上，集中了这个时代记者的最大困境和焦虑：他们与律师群体相似，在扒粪的过程中，直接面对这个社会的病灶，无从闪避，无力改变，因而受害最深。在陆游这个人物身上，隐约有夏榆的影子，影子与他，恰如父兄。
　　唐卡在逃亡，陆游在逃亡。“我”则是一个旁观者。或许，“我”已厌倦了那种忧伤；或许，是矿井生活，让“我”的大半个身子依然扎在地下，动弹不得。而“我”精神层面的逃亡，则早已在无数个暗夜，令自己胆战心惊。
　　夏榆小说营造的气场，让我联想起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以及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日日守在垃圾场做苦工，他不以此为乐，也不以此为耻，更不认为“生活在别处”。身体与意念被生活渐渐磨损，这才是文学真正的营养。夏榆也是这样，首先自我压榨，然后谦卑地指点江山，因此，我愿意视他为这个时代残存的意志圣徒。
　　同时，夏榆与赫拉巴尔面对的人群也极为相似。揭露真相，展示苦痛，这是高尚的行为，可你留意过吗，你周围的人们早已麻木。你说这里不对，说那样不行，多少人不喜欢听，他们的表现是，自动进入一种自我保护程序，然后奋起抵抗真相。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为什么卖不过王宝强的傻笑？这就是答案。
　　说到底，夏榆的表达，永远都将保留一种矿工气质。从地下最深处掘出来的东西，说不上宝贵和漂亮，但它们总归会在某个不知道的地方暗暗燃烧，暗暗释放能量。
　　一百三十页，出现一个费虹。费虹是“我”的外甥，开别人的车撞车后，无力赔偿，遭遇讹诈，被迫逃亡。与唐卡和陆游相比，费虹的逃亡，最具真实感。贫困，平庸，对费虹而言，生活就是望不到尽头的重复，突然来了一个车祸，命运就此改变。
　　那么，“我”能为费虹做些什么？什么也做不了。面对这样具体而微的灾祸与苦痛，我所有的精神坚守，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对列侬的热爱，我对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崇拜，可能给我慰藉，却对警察与黑社会不起作用。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入了精神危机。
　　陆游的精神危机，可能与此相似。夏榆说，是真相毁了陆游，我倒觉得，陆游是在自毁。生存的残酷，千百年来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估计千百年后也将一样糟糕。早年间是老虎吃人，然后是人吃人，今天则是污水与绝症吃人。这才是更大的真相，陆游肯不肯像费虹一样去面对？
　　夏榆不属于才气型作家，而是用功极深，一名合格的矿工是怎么做事的？勤奋永远值得敬佩，但对于天才的灵光一现，永远都无原则膜拜。这是我们与夏榆共同的宿命，谁都不会浪费时间去抱怨的。
　　台湾出版人安初民评论夏榆的小说：当现实与虚构不断交替变奏时，在救赎与完成之间，可能呐喊的是更为巨大的困惑。的确，夏榆的抽屉里和手掌里，都没有答案，他最终还是困惑的，可是，在我们中间，又有谁不是困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