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
　　初读《恩惠》，其脉络不清、条理不明的叙述方式，碎片化、断裂化的故事情节，使人不由联想起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事实上，两书确有许多相似处，除多声部有限视角、大量使用意识流等叙述技巧，《恩惠》也兼具《我弥留之际》的故事架构和怪诞邪门的史诗风格：《我弥留之际》讲述丈夫率全家将妻子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的苦难历程，《恩惠》则讲述女仆独力承担起全家的期望外出寻医拯救垂死女主人的苦难历程。两书皆有一种酒神狄俄尼索斯那种狂欢、疯癫、谐谑的韵味，它们唯一的区别在于曲调大相径庭：《我弥留之际》是个由悲剧搭建起来的喜剧，而《恩惠》则像一颗糖衣炮弹，大团圆的甜蜜之中酝酿着致命的苦涩。
　　故事由四个身份背景迥异的女人讲述，在外人眼里，她们是白人女主人和三个肤色不一的女仆，而在家中，她们的关系则要微妙复杂得多。十七世纪九十年代的北美：三教九流汇聚一地，宗教信仰与传说迷信难分难解，本土习俗与舶来思想你争我夺，种族融合与冲突此起彼伏，时代巨变中的“家”：因男主人早逝无嗣，这一干女人便形成一个“共同体”，有趋同的利益，也有严重的分歧，四个意乱情迷（黑人佛罗伦斯）、心如死灰（女主人丽贝卡）、心智未开（混血儿“悲哀”）、忠心聪敏（印第安土著莉娜）的女人，串起琐碎、割裂、主观因而也是极其情绪化的故事。读她们的故事，似秉烛走入一个暗室，烛光照到哪儿，哪儿便映出扭曲的光彩，而未见光的地方，则是一个个同样扭曲的阴影。她们各自关于苦难的叙述往往直抵读者肺腑，却无法在彼此间形成共鸣，这恰恰是反对话语霸权的莫里森在书中制造的最大悖谬，话语“自由”地倾泻而出，却又失落得几近无语般没有任何意义。共同的苦难不仅没有使四个女人生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贴心感，反而使之愈行愈远，为“共同体”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我们无法指望通过她们的视角来读出这个“家”是因何崩溃的。固然，像莉娜这样的智慧坚强型女性以后将变身如《百年孤独》之类的家族小说中向子孙们（读者们）追溯家史的老祖母，但她们能讲故事却未必能讲“前因”。同话语权争执所造成的歧义一样，她们的讲述通常把故事神秘化、传奇化了。故事的核心依然缺位于四个女人占了绝大多数篇幅的讲述中。
　　所幸，我们从莫里森在书末安排的三个局外人的故事中获得了一些启示。特别是佛罗伦斯的妈妈，自述当年将女儿卖（换）给主人的苦衷，她将之作为上帝赐予的、改变女儿命运的“恩惠”。事实上，这也是一个代价极大的轮盘赌。平心而论，这一局赌得还不错，但人生何尝不是处处是赌局，谁能保证稳赚不赔？而这与佛罗伦斯因失落了母爱而极度渴望关爱、几近疯魔的欲念，形成强烈的对应。而书中其他人，如丽贝卡将从天堂跌落尘世的生活大逆转归咎于丈夫的温柔慈善，“悲哀”恢复理智却成为一个冷酷自私的实用主义者，可以说都是在为“恩惠”付出灵魂的代价。整个故事仿佛一个循环，人世的轮回只是为了重新回归孽缘，所有的打拼到头来换得的是一个壮丽的崩溃。《恩惠》并未直接控诉奴隶制的罪恶，而将批判内化为对人性难言隐衷的探究，我们显见人性如何在扭曲的制度下失色和枯萎，只是这一次，莫里森选择从大写的个体出发，提出了为日后所有人刻骨铭心的深刻教训：“接受支配他人的权力是一件难事；强行夺取支配他人的权力是一件错事；把自我的支配权交给他人是一件邪恶的事。”这自然是莫里森穿越时空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