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
　　初版的《格林童话》刚问世时，遭到一片批评，其中一个批评来自格林兄弟“民间文学”研究的引路人、海德堡浪漫派创立者之一柯莱门斯·布伦塔诺：“没有任何意义，肮脏，故事又非常短，实在是无聊至极。”几年后，格林兄弟决定出版第二版，并从学术路线改走儿童路线。他们在新版序言中强调：“任何不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内容都被删除了。”
　　从1812年初版到1857年第七版，格林兄弟不断对童话集进行增减和润色，“以符合读者的期待”，如将一次次欲置白雪公主于死地的亲生母亲改为恶毒的继母，解救她的人则从父亲变成一位年轻英俊的王子，一个颇具人类学意味的故事终于变成一则“公主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1859年，73岁的威廉·格林去世，于是，1857年的“洁版”《格林童话》成为最终版本。
　　即便如此，洁版童话中所包含或隐喻的弑父杀母、父食子、母食女、肢解、食人、偷情、怀孕、乱伦、谋杀等情节，依然为人所诟病。近日，为了纪念“格林童话”200岁生日，德国启动了近乎一年的纪念活动，如何看待“格林童话”在德国文化中的身份和地位成为这场盛大纪念活动首当其冲的话题。“德国人为什么会犯下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恶行？”对此，德国作家金特·比肯费尔德认为在“格林童话”中能找到答案。
　　将“格林童话”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这一个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78年，德裔美国学者路易·斯奈德便在《德国民族主义根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阐述了格林兄弟对德国民族性格形成的负面作用，如“服从、处罚、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和美化暴力”。因此，《格林童话》在德国幼儿园被禁几十年。然而，与“格林童话”残暴的内容本身相比，更需要重新思考的是格林兄弟对待童话的残暴的方式，将有着丰富可能性的民间故事规训为一种简单的同一的模式：美丽的必定善良必定有好结局，丑陋的必定邪恶必定没好下场，有着丰富意义的民间故事都被规训为一种纯洁的高尚的模式。且不说有没有必要为了儿童而取消故事与现实的丰富性，单单这种对同一模式的追求，就是最危险的。在忧郁的阿多诺看来，正是西方文明中这种对“同一”的理性追求才导致了集中营。将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吉卜赛人、少数民族等数百万人全部屠杀的事实是“野蛮”的，但在阿多诺看来，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野蛮过程所表现出的“理性追求”——对某种纯洁、崇高的追求。在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最后，阿多诺悲愤地追问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荒谬：为什么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追求纯粹的本质（种族）同一性中，听着西方古典音乐来进行恣意杀戮的呢？
　　套用阿多诺的话，无论是在童话中，还是现实中，“应该被认识的东西也许类似于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崇高的东西”。为此，我很愿意推荐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给沉醉于“格林童话”的人，那个有烦恼、有心事、有嫉妒、有压抑，想入非非愤愤不满充满女权意识的女人，难道不是白雪公主吗？